草木春秋第10部分阅读（1/1）

人之外，大多数人的粮食都不够吃，大家不得不到附近生产队农民收过的庄稼地里去刨土豆和捡蚕豆来吃。

后来人们发现了新的食物来源，那就是曲靖坝子里的鱼虾和泥鳅、黄鳝，周围山上的斑鸠、野兔和村子里的麻雀。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山珍海味。

曲靖坝子是云南众多的坝子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较大的坝子之一，有珠江的上游南盘江从坝子中间流过，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称得上是滇东北的明珠，云南的鱼米之乡。南盘江两岸，有平展展的稻田和纵横交错的排灌沟渠，还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池塘，小的几亩，大的几百亩，池塘的水从未干过。池塘里生长有大量鱼虾，绝大多数是鲫鱼，也有少量鲤鱼和草鱼。沟渠里，除了有小鱼小虾之外，边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黄鳝洞，每个洞里都有黄鳝。当地农民很不吃这些东西，因此有的鲤鱼草鱼长到了七八公斤，有的鲫鱼长到了七八公两，黄鳝也有长到两尺多长的，像长蛇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于是乎，拿鱼捞虾钓黄鳝，便成了厂里职工们用以谋生的第二职业，每个礼拜天都会有几百人到坝子中去从事第二职业的工作。

捞虾的活最简单，只要用尼龙丝织个捞兜，到池塘边或沟渠里水草密集的方去捞就会有收获。稻子黄的时候，农民要扒开田埂，让田里的水都流到沟渠池塘里去，放干田水割稻子。这时只要用捞兜和篾箩之类的东西，接住扒开的水口，就能接到许多谷花鱼和小虾。

钓黄鳝是最累人的活，要用o。8毫米左右粗细的钢丝，做成一尺来长的钓钩，穿上蚯蚓，或蹲或趴在田埂岸边去钓。一会站起来，一会蹲下去，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钓黄鳝还特别费劲，当黄鳝咬上了钩，你要将它从洞里往外拉时，它总是要死命往里缩，和你相持一段时间后，才会慢慢跟随你出洞。特别是又粗又长的黄鳝，有的可以和你相持五六分钟。黄鳝被拉出洞口15公分左右，你就必须马上将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形成钳子把它死死钳住，否则它一旦挣脱，你就别想再抓住它。刚开始时黄鳝很多，每天可以钓两三公斤。

钓鱼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活，要想获得丰收，必须有高超的技术、系统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钓鱼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懂得以时间、空间、条件为转移，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把鱼从水里钓上来。比如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一天中的上午、中午、下午，鱼的活动进食情况都是不同的，必须随时调整下钩的地点、水线的深浅，把钩放到有鱼在的地方，才能钓着鱼。池塘里的鱼，江河里的鱼，沟渠里的鱼，它们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有掌握了不同地点的鱼类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采取对症下药的方法，才能让他们自觉自愿上钩。还有不同的鱼类、不同的季节，它们喜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喜欢荤，有时喜欢素，只有区别不同情况，投其所好，使用不同的鱼饵，才能叫它们高高兴兴上钩。江里的鱼流动性大，而且比较分散，好钓的时候非常好钓，不好钓的时候一条也钓不着，关键是把握时机。最好钓的时机，是下游的响水大坝下闸关水，江水向上游倒灌，通江的河沟涨水的时候。这时江里的鱼抢上水，成群结队往河沟里跑，到这些通江的河沟里钓鱼，十拿九稳的丰收。池塘里的鱼，相对比较集中，只要方法得当，一年四季都能钓上鱼来。我们一般是春秋钓塘湾草边沿，夏钓浅滩草窝，冬钓深水草下。在沟渠里，我们钓的是“走马”鱼，即撒许多窝子，一个窝子一次只钓条把鱼，边走边钓，边钓边走，钓完一遍，再走一遍，周而复始。离厂最近的大池塘叫大烂塘，由四五个连通的塘子组成，约三百亩，可同时容纳几百人一起钓鱼。开头那几年，塘子里鱼很多，一人一天可以钓两三公斤。以后逐渐下降，七八年后，每天钓半公斤鱼都很困难。

曲靖坝子的四周都是山，近山低山是灌木和草丛，远山高山是森林。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群斑鸠，少的几十只一群，多的几百只一群。每年田里的稻子收割完后，每天早晚它们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坝子里来捡食掉在田里的谷粒。草丛和灌木丛里，有许多野兔，它们白天在草丛和灌木丛里睡觉，晚上出来吃草或偷吃庄稼。坝子中间和边沿的山脚下，分布着一个个农家村子，小的几十户人家，大的上百户甚至几百户人家，村子里的麻雀成千上万。开始我们用原始的弹弓打鸟，只能打麻雀，而且效率很低，一天顶多能打三四十只。后来用气枪打，不但能打麻雀，还能打斑鸠，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天能打上百只麻雀。接着发展到用鸟枪打，效率成几倍、几十倍提高，不但能打麻雀斑鸠，还能打野兔。

打麻雀只能在冬天，最好是很冷的下雪天，麻雀饿极了，就会一大群一大群的飞到田里找食吃。它们密密麻麻地落在田埂上，就像是堆上去似的，把整条田埂都覆盖住了。只要用弹丸像碎米一样大的子弹，顺着田埂扫射，一枪准能打下百把只。

打斑鸠和打麻雀几乎是同一季节，每天上午七八点和下午四五点，山林里的斑鸠会像战场上一架架俯冲扫射的飞机一样，一群一群的从高山上的树林里冲到田里来找食吃。吃饱过后，它们会先飞到田边地头的树上歇一阵，然后在飞回途中作一次短暂停歇，最后飞回到山林里去。显然，打斑鸠的最好时机，就是在它们吃饱过后歇在田边地头的树上和飞回途中停歇的时候。这时候，常常是一棵树上几十只斑鸠密密麻麻地歇在一起，你只要隐蔽靠近歇满了斑鸠的树，朝着树上大致瞄准开枪，每开一枪都会有只斑鸠落下来。厂里打斑鸠的老手，是一个叫陈小飞的转业军人和他的妻子，夫妻俩一人一支枪，两人基本上都是百发百中。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个斑鸠飞回途中停歇的地方，是在离坝子边沿1公里左右的小山坡上，哪里有几家人家，人家背后孤零零的长着棵大麻栎树，1o来米高，树叶都落光了，歇在上面的斑鸠，每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陈小飞夫妻二人很有办法，他们在大树上方的土坎上挖了个刚好够他们二人坐进去的洞，用草把洞口遮挡起来，他们二人则抱着子弹上膛的枪支坐在里面，等树上的斑鸠歇满了，他们就开一枪。二人轮流着，你一枪我一枪，到了太阳落山时，大麻栎树根上堆满了打死的斑鸠，捡拢来一数，共有97只，2o多公斤，装了一大麻袋。拿回家里，自己吃不完，每家三只五只地分了不少给隔壁邻居。职工手里的猎枪越来越多，不到五年功夫，成群的斑鸠基本上见不着了，偶尔能见到只，也是远远的看见人就飞走了。

打兔子主要在晚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夜里兔子被手电光突然照着的时候，十几秒钟之内，它会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想不起逃跑。这样我们就像矿工那样，把手电固定在头上，手里握着开关，忽开忽关，满山照射。一旦照到兔子，举枪便打，弹无虚发。

在那个年代，人们基本上还没有什么自然环保意识，生活又是那样艰苦，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能抓到的都会抓来吃，更何况还都是些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我儿子就出生在那个时候，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国家一共就供应过两包奶粉，多半是靠吃野味长大的。那时候，只要不安排加班，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去钓鱼钓黄鳝，钓回来以后，用洗衣服的大盆养起来，钓一天吃一个礼拜。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用鲫鱼熬汤，用纱布滤去骨刺，再搅进米粉给他吃。稍微长大以后，便直接让他吃野味的汤和肉。因此，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儿子的生长发育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我的婚姻、家庭，是在云南机器五厂建立的。我的感情生活，是最单纯和最简单不过的了，我从小腼腆羞涩，和妻子恋爱结婚以前，没有和其他姑娘真正谈过恋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下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班里一个女同学从后面往我衣兜里塞了几个熟透的李子，回到宿舍后我就把它吃了，又甜又香。李子的味道我长久不忘，可姑娘为什么给我李子的问题，我却一直不知道去想。同学之间互相开男女配对的玩笑，我也会羞得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再和对方说话，甚至长时间不愿理睬人家。小学毕业的时候，听到母亲说要给我物色对象，我急得和母亲大吼大叫起来，弄得母亲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念初中的时候，班上已有同学在半公开的恋爱，可我因为是班长、共青团员，不敢越雷池半步。初中毕业后，才开始有青春的萌动，在县上进行粮食收购助征员培训时，认识了一位学姐，回到粮管所后，我给她写了第一封爱慕信，她没回我信。我到云南一工校报到时，路过她们那里，在她们那里住了一夜，面谈过一次，彼此有所了解。我在路上给她写了第二封信，一到学校就收到了她的回信，知道她对我也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可是为了我的学业，我们还是中断了通信。在云南一工校，班上的女生都是城市女孩，我们这些乡下的穷小子，当然是碰也不敢去碰了。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厂里尽是男孩，女孩凤毛麟角，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直到197o年和1971年，厂里分别从曲靖、宣威、6良、宜良招进了一批学工，从文山、砚山、邱北招进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共五六百人，厂里的女孩才多了起来，我们也才有了恋爱成家的希望与可能。

我妻子庞景云是云南文山人，1969年上山下乡到邱北县曰者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被厂里从邱北县招工进厂，分配到安装连当时车间叫连当学工，开刨床，并负责团支部工作。她们刚进厂时，临时住在我的同事陈毛凡家隔壁，我和她就是在陈毛凡家的饭桌上，经陈毛凡夫妇介绍认识的。1972年成立厂团委，我俩都被选为团委委员，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们就慢慢熟悉了起来。那时我任团委副书记，晚上常常会到办公室刻印些材料，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主动跑来帮着我做些印刷整理装订的工作。时间一长，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心照不宣，但谁都不讲出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我俩的宿舍，距离不到1o米，有时我们五六个、七八个同学聚在一起改善生活，我把她也叫来和我们一起吃喝，一起吹牛谈天。后来她干脆买了煤油炉子和锅灶，我俩一起在她住处开起了小火，当然是她做好饭菜，我吃现成。1975年春节，她母亲从安徽来到厂里看望我们，然后一起回文山过春节。在文山，她母亲、外婆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婚事敲定了。她母亲走的时候，给我们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并嘱咐我们，回厂以后，稍做准备，就抓紧时间，简简单单地把婚事办了。那年头结婚，也确实非常简单，回到厂里后，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帮我做了个高低柜，我自己做了4个小凳子，买了张吃饭的小圆桌，厂里租给了1间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和1张双人床、1张三抽桌、1把靠椅、1个方凳，每月全部租金加水电费不到一块二毛钱，之后到曲靖城关镇领了结婚证，就算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大家坐在一起，吃糖抽烟嗑瓜子，领导讲讲话，我们唱首歌，也就结束了。双方的同学朋友、同事领导送的礼物也很简单，主要是脸盆、毛巾、枕巾、铝锅、暖瓶之类的生活用品。也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凑起来送一个床单或一个澡盆的。婚后她和我一起回老家，见过了我的母亲和妹妹，回来就一起生活了。

1976年，我们的儿子刀波出生了，生的头一天妻子都还在上班，从家到车间走了两个来回，共走了十来公里路。早上起来喊肚子疼，送进厂职工医院观察，中午转曲靖妇幼医院，哎哟哎哟地从早上8点喊叫到晚上8点都没能生下来。她一天没吃没喝，嘴唇都开裂了，叫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后来简直变成喘粗气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断地去问医生，医生则对我说，你急也没用，不到时候孩子是不会出来的。曲靖妇幼医院是从上海整体搬迁来的，医院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晚上7点我被护士赶出了病房，9点被工作人员从病房外的走廊上赶出了大门，我只好到隔壁的旅馆住下。这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天一亮便马上跑到医院，值班人员不让进，说探视病人要到9点后才准进。我坐立不安地等了整整两个小时，9点跑到妇产科一问，医生告诉我说，昨天晚上11点45分生了，住在某某号病房。我马上跑到病房，妻子对我说的第句话是“生了个儿子，我现在又饿又累又渴”。我说不出来当时是什么心情，有高兴，有愧疚，有后怕，有感动，还有对将来莫名其妙的忧愁。我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鸡蛋”提上鸡蛋和红糖就往伙房跑。后来妻子才慢慢跟我讲，我们这次是难产，医生不但动用了产钳，还动用了手术刀，使我更加感到后怕。她还和我讲，孩子一生下来，她突然就感到浑身轻松，又想吃东西，又想喝水，可我却不在她身旁。直到被医生护士推进病房后，她才请邻床的一个产妇给她倒了两大碗冷开水喝。这次陪妻子生产，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做女人真不容易，母亲最伟大我不能让妻子再生孩子了1979年厂里给了我们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我们不但没有再生，而且马上办领了独生子女证。

我们的儿子小的时候，是个聪明伶俐、非常懂事的孩子。198o年，他还不到4岁时，他奶奶病重住院，因为从生下来他奶奶都没见过他，于是我决意带他赶回老家看望奶奶，让奶奶看看自己的小孙子。那时候从昆明到我们老家的公路还是很窄的碎石路，汽车要走四天半。回去的时候，我们从昆明坐飞机到思茅，从思茅坐汽车到家，少坐了三天汽车，还不觉得怎么累。可是回来的时候，从老家抱着他坐四天半汽车到昆明，可就把我累坏了。特别是第四天晚上到玉溪住下的时候，我累得躺到床上就起不来。当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儿子悄悄拿上漱口缸，从4楼找到2楼，在2楼的保温桶里接了一缸开水抬上来给我喝。听到儿子喊“爸爸喝水”的声音，我睁开眼一看，见他双手捧着口缸站在床边，便问他从哪里打来的水，他说是从楼下的桶里接的。三岁多的儿子，让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长到六岁零两个月时，赶上厂子弟小学招生报名，学校规定满7岁的可以直接入学，不满7岁的要进行测试。测试时，老师先是让他写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让他写出11oo的阿拉伯数字并做两道最简单的加减算术题。写名字没问题，做算术也没问题，可写阿拉伯数字的时候，写到九十几眼泪就掉下来了，但他还是含泪写到了一百。他顺利通过了测试，六岁零两个月上了小学一年级。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妈妈有时会给他5分或1毛零花钱，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路上铺满了冰雪，远远看见他背着书包走在前面，两只手被冻得通红，抓着两个萝卜，高高地举在肩膀之上，艰难地往家里走。我以为他又是在帮哪个老师拿菜，追上去就叫他把萝卜丢掉，可他却对我说：“这是我用妈妈给我的1角钱买的，我见家里没有菜了。”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样的疼，赶紧把他抱上单车往家推。每天中午和下午，我们下班都要比他们放学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我们回到家，经常是儿子已经把饭都煮好了，有时是菜也做好了。但毕竟是六七岁的小孩，有时会把饭烧糊了，如果糊得不太厉害，还还可以吃的话，他会剥几瓣大蒜插在饭里，这样糊味就没了。如果糊得太厉害，没法吃了，他就会把它倒了重新煮一锅。每次吃糊饭的时候，他都抢着糊锅巴吃，说锅巴香。他的拿手菜是炒土豆和蒜叶炒鸡蛋，切不来土豆丝，他就炒土豆片，蒜叶炒鸡蛋，他只要蒜的叶不要杆，第一次炒的时候，一上桌我就问他：“小波这蒜叶你洗过了没有”“啊呀我忘记洗啦”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一边说“以后可别再忘记了”，一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类事情，我们从来不责怪他，只是耐心地教他和鼓励他。因此他什么事情都喜欢学喜欢做，七八岁就有本事用自行车把5o斤大米从两公里远的粮管所拉回家来。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的经济就越来越困难了。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7o多元，我有6o多岁老母，她有8o多岁外婆，我们都得照顾。每到月底的时候，经常是扳着指头过日子，一分钱一分钱的计算着花。我抽“金沙江”牌香烟，每包两毛八分钱，商定是每月15包，1o天买一次，每次买5包。然而，经常都是上一旬接不着下一旬，特别是到了月底，离发工资还有两三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断烟的时候，这时妻子会从仅剩下的块把钱中拿出三毛钱给我买包烟，然后将剩下的几毛钱平分作每顿的菜金，将就每顿的菜金买菜。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我垒了鸡窝，用粮店每月按1o搭配来的苞谷杂粮养鸡。我们的住处，房前屋后的荒地空地较多，长满野草，还连着厂里的苹果园，养鸡很方便。每天只需喂它少许苞谷放出去，它就会到处去找食吃。我自己用母鸡孵小鸡，一窝能孵出十多只小鸡来。我的鸡窝里，经常保持有五六只大鸡，十多只小鸡，每天可以收获两三枚鸡蛋。厂里许多人家都这样，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云南机器五厂是在文革中建设起来的，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工厂的生产建设不可能不产生严重干扰。但是由于厂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技术干部都是些军队和地方的老革命，他们中有的人过去曾与日本人拼过刺刀，有的人曾在太行山兵工厂里造过枪炮，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他们的主导下，文革的干扰和影响被降到了最小，使工厂能够顺利建成投产并快速发展。

文革初期，中央有规定，军事工厂只进行正面宣传教育，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革运动对建厂的干扰主要还是交通中断、通讯不畅、全国生产工作秩序不正常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云机五厂真正的文革运动，是到了1969年1月9日，全省搞划线站队时才正式开始的。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谭辅仁，一到云南就干了几件轰动全省的大事：一是在全省大搞划线站队，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游街示众，捆绑吊打，打死打伤打残很多人。二是大搞围海造田，差点把美丽的高原明珠滇池给毁掉了。三是拆毁了好端端的一个工人文化宫，用以修建红太阳广场。谭辅仁給云南带来的是灾难、死亡和毁灭。特别是他搞的划线站队，在云南演出了一场“君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布衣之怒，伏尸二人，血流五步”的历史悲剧，他最终被人用枪打死，和成千上万被划线站队迫害致死的人一起，成了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牺牲品。

1969年1月初，曲靖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安排搞划线站队。根据三干会的要求，元月9日，厂党委书记董荣茂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党委和他自己靠边站，成立厂革命办事组，云机五厂的文革运动正式开始。革命办事组先是组织群众批斗走资派，让董荣茂、薛得胜他们戴高帽游厂。接着就组织发动搞划线站队，把全厂职工分成学生组、学工组和老职工组三个组，开展划线站队。学生组里头，我们学校的同学占大多数，我们的同学里头，站错队的又占大多数，这样学生组就成了全厂划线站队的重点。学生组的两个组长，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没有云南两大派的派性。另一个是昆明工学院来的，属站对队的。划线站队从一开始就搞的是人人过关，凡是站错队的人，个个都得在小组会上进行自我交待，大家则上纲上线的进行批判，一个一个的过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小组会过不了的，就拿到全厂大会上去过。其间因有人对昆明工学院来的那个组长所讲的事实不服，发生了相互间的争吵和辱骂，使得小组批判会进行不下去，革命办事组便从学工组抽了两名身强力壮的二杆子到学生组来当骨干，加强火力。当时正好附近那个乡镇也正在搞划线站队，要召开所谓的革委会补台大会，清除对立派人员，补充本派人员。于是就从学生组喊了一部份人去参加大会，让我们开眼界，见世面。大会就在乡镇的集贸市场召开，大约有两三千人参加，首先是宣读地区革委的文件，把乡镇革委会中包括主任在内的过半数成员开除出革委会，相应补充本派人员进入革委会。接着是批斗被开除人员，跪在台下的被批斗人员和陪斗人员黑压压一片，不下三四百人。批斗会完了，就拉跪在台下的人游街，他们都被挂了很重的黑牌，有的还被挂了各种假的武器弹药和凶器。我映像最深的是挂在一个身高马大的年轻人脖子上的转盘机枪，整挺机枪都是钢铁的，枪管是又粗又长的钢管，转盘是一个很大的齿轮，不下1o公斤，整挺机枪的重量，至少35公斤。用细细的铁丝拴起来挂在脖子上，铁丝一下就勒到肉里看不见了。我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抱着机枪，以减轻脖子的疼痛。队伍的前后左右都有人看管着他们，就像是一群被押送的俘虏，还有人不断冲上去对他们拳脚相加。看到这一场景，我们个个毛骨悚然。云南有十多个地州市，百多个县市，千多个乡镇，照这个乡镇的情况推算，全省被游街示众的干部群众恐怕上百万。因为是新厂，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以前互不相识，没有直接的冲突，相互间的矛盾和仇恨不是很深，我厂的划线站队没有搞捆绑吊打，也没有搞游街示众，仅仅是开批判会而已。和组长争吵辱骂的那个同学，小组已经安排他划过三次了，依然没有给予通过，让他接着做第四次划的准备。我们都认为，他肯定是要被拿到全厂大会上去划了，在马厩夜话中，大家编了句顺口溜，叫做“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划不完的线，流不完的泪。”按小组安排的顺序，还轮不到我划，可不知为什么，组长突然宣布让我提前划。上午我检查交待，下午大家揭发批判，竟然一次会议、一天时间就顺利通过了。下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管设备订货的厂领导，第二天要带我去省成套设备局搞设备订货。等到我搞完设备订货回到厂里时，划线站队已经结束了。厂里的划线站队，虽然不像社会上那样残忍和残酷，但也造成了职工队伍更大的分裂和对立。

划线站队结束后，厂里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主任是部队派来的一个排长任绍周，对工厂、对生产技术很不了解，对工厂建设难得有什么作为。厂长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革委会任副主任，有名无实。还有两名群众代表任副主任，成员多是革命办事组人员。党的“九大”过后，他们重点是抓最高指示的学习贯彻，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197o年，厂里开始整党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上级派大理军分区参谋长陈厚珩率工作队进厂，接替任绍周工作。陈厚珩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抓了“一打三反”、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1974年7、8、9三个月，由于上面派来的儒法斗争宣讲团挑动干部职工打内战，搞得工厂几乎停工停产。1975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云南问题，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把党政军领导班子集中到北京去，开会制定并颁发了省委26号文件。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对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原两大派头头采取了必要措施，克服了派性的影响，并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进行了清查惩治，使云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然而就在这时，全国的形势出现了反复，邓小平被永远开除出党，“四人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厂里正是在这个时候决定搞19公里输电线路大会战的，因此有人就说，厂领导班子是以生产压革命，不带领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却把全厂职工拉上山去搞会战，19公里线路通了，的革命路线就没了。好在时隔不到一年，“四人帮”就被彻底粉碎了，十年文革结束了，文革对工厂生产建设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彻底结束了。

云南机器五厂，一个包含着我二十二年的青春和心血的工厂，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9 还乡记上

198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蓝箭汽车厂后，怀着对故乡的无比眷恋和想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家乡做点什么的心情，我主动申请回家乡工作。经过多方奔走和时任思茅行署计经委副主任的龚丕富同学的大力帮助，199o年底，我终于调回到了我的故乡思茅。

思茅是一个“边、山、少、穷”的地区，但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边”就是边疆。思茅西南面与缅甸接壤，东南面与老挝、越南为邻，国境线长44o多公里。当地少数民族跨境而居，相互往来，通婚互市。国境线上有众多口岸通道，边境贸易活跃。澜沧江湄公河从思茅境内流过，直达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人称“一区连三国，一江通五邻”。“山”就是山区。思茅是云南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地区，但山地占总面积的98以上，盆地坝子面积不到2。北段东边是哀牢山，西边是无量山，两山都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区森林覆盖率65，活立木蓄积量2亿立方米，是云南省第二大林区。林下动植物种类名目繁多，黑长臂猿、大象、野牛、绿孔雀龙血树、大树杜鹃、千年古茶树林、思茅松等，都是国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野象常常会闯到农家小院、城市校园和机场边来，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境内分布着李仙江、澜沧江、萨尔温江三大水系，水量充足，落差大，水电资源丰富。普洱茶生产历史悠久，名扬海内外。“少”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思茅地区境内居住着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傣族等18种少数民族，全市9县1区，9个县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澜沧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穷”就是经济落后，百姓贫穷。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原因，全国解放时，思茅有些县还处在农奴社会时期，“刀耕火种”，生产十分落后。解放后，是从农奴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低，基础差，加上地处国防前线，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不够，因此经济落后，百姓贫穷。

回思茅后，我被安排到地区行政公署计划经济委员会做经济管理工作。由于职数限制，我先是在经济科干了半年科员，之后安排到工交科任科长。后来工交科和财贸科合署办公，我任工交财贸科科长。从1993起，我一直任计划经济委员会后改为计划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调研员，直到2oo5年底退休。

在经济科任科员的半年时间里，我利用参加全区各项生产协调调度的机会，走遍了全区每条河流上的每一座电站，掌握了每座电站的地理位置、装机容量及发电情况。我走遍了全区大部分限额以上重点工业企业，掌握了每个企业的产品、规模、人员、设备及生产经营情况。我走遍了全区9县1市，对个县市的生产、建设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我对计划经济委员会业务所涉及的全区农业、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科技、体育等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学习请教。在担任工交科长的一年时间里，我向计经委领导和行署分管领导建议，进行了一次全区企业管理进步、技术进步状况调查。我亲自拟定下发了调查提纲和调查统计表，在行署郑绵盛副专员的直接领导和亲自组织指挥下，组成了由行署有关委办局领导带队的4个调查组，深入9县1市，对全区企业管理进步、技术进步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向行署写出了有一定价值的调查报告。同时，我还对委内各科室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容进行了深入地了解，认真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说老实话，我到计经委的头三年，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熟悉情况，调查研究，掌握资料上。经过三年努力，我终于取得了计经委工作中的发言权上。

1993年底，我被安排到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同时任委党组成员、党组秘书。从事参与党务、政务，管理机关事务，搞好机关服务的工作。我通过参加党组会、主任办公会、委办公会，起草党组文件、行政文件和党政工作计划安排及总结报告，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积极参与委内的党务、政务工作。先后协助罗松、刘君助、郑映德、黄志伟、段发彬五位党组书记、主任工作，都能做到按领导要求办事，上下左右关系协调，工作愉快。

管理好机关事务，做好为领导服务、为机关科室服务、为全委干部职工服务的工作非常不容易，需要有一套很好的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机制，对机关一切事务，实行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管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亲自动手拟订出了计委工作职责、计委各科室工作职责及每位副主任、调研员、副调研员、科长、副科长、科员、办事员、驾驶员的职位职责。把计委的各项工作职责、工作任务，从上到下层层分解展开，以便大家明确职责，尽职尽责，从下到上地层层保证计委工作职责的实现。拟订出了计委工作规则，规定了主任、副主任的权、责分工和工作协调，规定了计委党组会、主任办公会、委办公会和职工大会的议事决策制度，规定了文件的审批权限和审批办法，使领导班子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拟订出了计委各科室工作规则，明确规定了各科室的职责分工及需要相互协助支持的工作，避免科室之间在工作中相互推诿扯皮问题。同时还拟订出了计委建设项目审核审批规定、公文处理规定、保密规定、勤政廉政规定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劳动工资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小汽车管理制度、住房管理制度、办公室及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离退休职工管理制度、理论业务学习制度等4个规定及9个制度，使计委的一切工作都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用规章制度管人管事，就可以避免见子打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随机任意管理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使整个管理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没有空白。我把这一整套管理规章制度提交职工大会、委办公会、主任办公会、党组会层层讨论通过和同意批准后，便以文件的方式下发执行。并印成职工手册人手一册，使其人人皆知。在我任计委办公室主任的十多年里，这一套管理规章制度基本上是行之有效的，它维持了整个计委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保证了计委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计委是政府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工作范围涉及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财金、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人口、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物价管理等各方各面，工作纷繁复杂。办公室负责计委日常工作中的办文、办会、督察督办、来信来访、安全保密、迎来送往、食宿接待和整个委机关的人事干部、劳动工资、财务资产管理及全委职工的生活后勤服务，工作也是纷繁复杂的。而且办公室的工作多是些没有规律、没有计划，不分时间，说来就来的工作，多是些领导眼皮底下的事情，火烧眉毛，说办就得马上办，办不好马上就会挨批评。因此在我担任计委办公室主任的十多年时间里，工作上从来都没有感到轻松过，每天都是紧紧张张干过来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节假日不休也是常有的事。每晚躺在床上，想的也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办哪几件事。有人说做办公室主任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既辛苦又清苦，还往往吃力不讨好，总是受批评的时候多，受表br >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