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第9部分阅读（1/1）

生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段行程。

7 建厂记上

由于文革运动的影响，我们67届的中专毕业生一直到了68年11月才进行分配。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其主要精力还是谋划和领导“划线站队”，将文革运动进行到底那时主管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仍是原军管会劳动人事组的军代表，分配原则是“三个面向”，即面向地州县，面向基层，面向厂矿企业，每个班只有一个照顾留在昆明分配的名额。时逢国家正在实施“三线”建设方针，按照“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的指示，云南正在建设几十个地方军工企业，需要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于是我们班一半以上的人都被省国防工办要走，分配到其所属企业。我们一三工校有二十多个同学被分配到云南机器五厂，其中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有11人。

云南机器五厂，在云南所有地方军工企业中，是建成最晚的一个厂，因为选址不当，白白耽误了两三年时间。早在1965年，就有17个军队转业干部，在党委书记董荣茂、厂长薛得胜的率领下，揹着背包行李，扛着5条步枪，走进了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乌蒙山区，在一条十多公里长的山沟里，集体住在一个岩洞中，开始筹建这个厂。当时选择这里建厂的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大山洞，把工厂的全部生产线都放到这个大洞里，可以保证工厂战时不会遭到敌机的轰炸破坏。然而这里的交通条件、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从这里到最近的县城有七八十公里路，吃粮要到9公里外去背，吃菜要到县城去拉，有些从老厂调来的职工家属，长期住在县城里不愿进厂。当地老百姓很少，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包谷和火烧洋芋。加上时值文革动乱时期，外面武斗不断，炮火连天，交通中断，筹建进展十分缓慢。两年多时间，只是从全国各地调来技术干部一二十人，修了十多公里公路，盖了十多排干打垒房子，从沾益招进了27个学工。全厂七八十号人，大多闲着没事干，大家编了句顺口溜，叫做是“吃了饭，没事干，上山打猎，下河钓鱼，窜村买鸡蛋。”更为严重的是，经过仔细勘测计算，规定的建厂总投资，还不够用来清除洞里那一堆大山一样的乱石和对大洞进行安全加固处理。于是工厂向上级报告，要求重新选址建厂，后经中央批准，重新选定在离昆明15o公里的曲靖建厂。我们1968年11月底到厂报到的时候，工厂正从老厂址往新厂址搬迁。新厂址选在一条“y”字型的山沟里，整条山沟荆棘丛生。将来工厂的生活区就布置在山沟出口处，从山沟出口处往里走一公里半，是后面两条山沟交汇的地方，将来的厂房就分别布置在交汇之前的两条山沟里。山沟出口处左边的山叫观音山，半山腰上有一座两个院落的观音庙，解放后已改为在省里挂了号的配种站，养着从苏联进口的大洋马。我们到厂报到，就是从县城坐马车走1o公里，下车后再走一公里半田间小路，爬上观音山，到观音庙里登记报到的。当时厂里还没一间房子，唯一有的是一小间看守木料场的油毛毡棚。带家属的职工，借住在附近八家山、薛家山、观音山等农村的农民家里，单身职工则集中借住在观音庙的配种站里。我们报到的时候，庙里的空房都住满人了，经过商量，配种站临时将马牵走，腾出两间一套的一个大马厩给我们住。马牵走后，厩里还有厚厚的一层马粪，有的已经旧了干了，但有的还是新的湿的，奇臭无比。我们连好好打扫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能草草打扫一下，撒上些石灰就住进去了。1间住4人，两间住8人，我和我们班的蔡石金、朱天厚、姜长生4人正好住在一间，我们都是红卫兵长征时的老战友，住在臭烘烘的马厩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草地里住牛棚的那一夜，那时只住一夜，现在不知要住几月好在有那一夜垫底，现在要我们住多久都不在话下。厂里没有食堂，一日两餐，带家属的各家自己做吃，单身职工由一个临时的家属工给做饭吃。她每天上午八点到观音庙来，煮好一锅饭，炒好一锅菜，把饭打给我们，菜就叫我们大家“凭良心”吃。大约上午十点钟吃完饭出工，下午五点钟收工回来吃晚饭。

那时厂里的当务之急是“四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和平整场地，还有就是拓土坯，盖房子。我们二十几个同学，被分成几个组，分别参加修路、建房和架电线的工作。我们干的第一项工作是修通从工厂生活区到现有公路干道1。5公里的进厂公路和从生活区到厂区两公里多的厂区公路。我们不怕风吹日晒，不怕荆棘扎身，成天摸爬滚打在工地上。从勘测设计、组织施工到进厂公路建成通车，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厂区公路的建成通车，也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干的第二项工作是架设1条5公里长的1o千伏输电线路。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冒着滇东北的霜雪冷雨寒风，认真做好施工组织，挖洞、立杆、放线，不到三个月就架好了输电线路，使整个厂区亮起了电灯。我们干的第三项工作是拓土坯盖房子。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拓土坯、运土坯，仅用三四个月就盖起了四五栋土坯房，使全厂多数干部职工有了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我们八个同学，也才得以在被马屎马尿的臭气熏陶了将近半年之后，搬出了马厩。与此同时，电话通了，自来水通了，职工食堂也办起来了，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有了较大改善。

在实现“四通”的基础上，云南机器五厂拉开了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的序幕。根据当时东北边境已经开战的形势和时间要求，工厂被迫采用了边设计、边施工、边进行生产技术准备的办法，目的是要抢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发动战争之前使工厂建成投产，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69年底7o年初，省勘察设计院的勘查设计队伍、场地开挖的民兵野战队伍、省建筑公司的建筑施工队伍，都6续进场了。有千把人的各种队伍开进来，两公里多长的寂静山沟，一下子就起来了，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筑施工场景。我们这批同学，一部分被定为高精尖设备的操作使用者，和厂里的学工一起，被送到重庆、石家庄等地去培训。一部分被分去搞基建设备和供销采购。只有我和朱天厚两人，被安排到技术科做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庞大而复杂，首先是要根据五机部第五设计院的一个典型设计和上级部门提出的设计大纲，结合当地实际，完成本厂的初步扩大设计，并根据工厂初步扩大设计，做出车间工艺平面布置方案，为设计院进行厂房设计及设备管理部门进行设备订购提供依据。其次是要根据产品图纸，编制出产品零部件工艺路线及材料消耗定额明细，为编制产品零部件加工制造工艺及供应部门进行原材料采购供应提供依据。最后是要根据产品零部件加工制造工艺及设备，设计出生产加工中所需要的刀具、夹具、量具、辅具、模具等工艺装置，为工具部门进行工具生产和采购供应提供依据。搞初扩设计和车间工艺平面布置的时候，我们都还住在马厩里，当时厂里还没通电，大家是点着汽灯和煤油灯，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干才完成的。编制产品零部件生产加工工艺和设计工装，是生产技术准备中最繁重的一项工作。按照初扩设计，机五厂担负着1o1、1o8、h5o5后改为h5o6三种军工产品的生产任务，三个产品共有几百个零部件，涉及机加、铸造、锻造、冲压、焊接、热处理、表面处理、装配等多种工艺。有的零部件，工序长达二三十道，所需工装上百套。这样我们就得编制工艺上千个，设计工装几千套。好在我们的三个产品都属转厂生产，许多工艺工装的设计，都有老厂的资料可作参考，只要结合本厂实际，进行修改设计即可，真正需要自己重新设计的不到一半。问题是几千套工装，在产品试制开始前不但要设计出来，还要制造出来，设计得给制造留出足够的时间，这样设计的时间就非常的紧，设计的任务就非常的重。好在这时，厂里从省内外老厂、对口厂调入了一些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从大专院校分来了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多数都被分到技术科来参加做技术准备工作。技术科的人数一下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差不多各占一半。我们采取分组包干负责，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三结合讨论制定方案，技术人员制图画图的办法，展开工艺工装的编制、设计工作。开始的时候，领导还担心我们两个中专生到底能不能干得下来。干了一段后，他们才发现我们对工艺的编制和工装设计是那么熟练，我们提出的方案，老工人都赞赏和肯定，我们制图画图，手脚是那么的快，粗实线细实线，虚线点划线，单箭头双箭头，长仿宋工程字，图面是那么的标准，质量是那么的好。他们都非常奇怪，问我们为什么刚从学校出来就有这样的本事，我们说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在学校里不但学过，而且亲自干过。我们不但能把它们设计出来，我们还能亲自把它们加工制造出来。从此，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们云南一工校的学生，真的是刮目相看。以致后来，厂里把我们一工校的好多同学都调到了技术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力量。在从事工艺工装设计的那两三年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干活，每天晚上都要干到11点钟左右。刀具量具设计，主要是尺寸公差的计算确定，简单的一天能完成几套。夹具辅具模具的设计，简单的天一套，大型复杂的，十天半月甚至个把月才能完成一套。同时领导还把审核刀量具工厂标准的任务也交给了我，由工厂标准化室编制校对，经我审核，科长审定，总工程师批准下发执行的工厂标准刀量具图纸，一共有厚厚三大本，少说也有两三百套。在整个生产技术准备的工装设计过程中，经我亲手设计、审核的工装大约四五百套，图纸三四千张。这是我一生中对国家的第一份贡献，我后来还经常为这一小小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和感到满足。

1971年，厂房建设基本完工，开始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我们厂订购的机器设备，大部分都是国内生产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有一台从波兰进口的莫斯科磨床厂生产的花键磨床，安装的时候工人看不懂俄语说明书，无法进行安装调试。负责安装的同志听说我懂点俄语，就拿着说明书来找我，要我帮着翻译翻译。虽然心里没什么底，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劲，我还是把它接了下来。经过几昼夜翻书查字典，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了。拿到车间，工人们一看，便惊叫起来：“哦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个东西啊”经询问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请子弟学校过去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的一位老师来帮他们看过了，只是那个老师把上面的百分表、千分表都说成了指示器，把准直仪说成了光学自动平行光管，因为叫法不同，他们才搞不清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测试。在安装日本靠模铣床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英文说明书是请省某个涉外部门翻译的，安装的时候，工人们对上面的“看门狗”、“公羊生殖器”之类的翻译，根本就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其实懂专业的人一看便知道，不就是限位开关和冲击器吗看门狗、公羊生殖器和限位开关、冲击器，其作用目的有近似之处，但名称是不能混淆的，混淆了就会闹出天大笑话来。真是隔行如隔山，这件事让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一生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1972年，工厂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已基本结束，工艺技术资料准备已基本就绪，必备工装制造已经完成，人员培训已经合格，进行产品试制鉴定的条件成熟了。全厂干部职工摩拳擦掌，早就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首先试制鉴定的是1o1产品，厂党委研究决定，要将产品试制鉴定作为一个战役来打，全厂动员，全体上阵，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厂领导下达了产品试制任务，各生产车间科室、生活后勤服务部门和职工医院、子弟学校、托儿所、駐厂军检组，纷纷上台表态发言，保证按时完成各自的任务，以产品试制鉴定的优异成绩，向国庆二十三周年献礼。全厂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都夜以继日的战斗在试制鉴定的第一线，工人三班倒，车间领导和技术人员吃住在车间。职工食堂送饭菜到车间，托儿所24小时昼夜开门，小卖部送货进厂区，职工医院的医生到车间送医送药，子弟学校的学生到车间送茶送水，表演节目，为大家加油鼓劲。整个山沟灯火辉煌，机器轰鸣，完全成了热火朝天的战场。经过一个多月奋战，样品制造出来了，由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设计部门、军方代表、第一底图厂代表和本厂产品技术、质量检验等有关部门组成鉴定组，经过严格考核考察、实验测试，宣布我厂试制产品完全符合图纸技术要求，一次试制成功，给予鉴定通过，并可转入批量试产，工艺鉴定。紧接着，厂里又组织展开了工艺鉴定工作。工艺鉴定，主要是考核鉴定工艺技术资料是否完整，工装是否完善，工艺工装能否满足按照设计批量进行生产的要求。主要的工作是根据产品试制鉴定的情况，修改、补充、完善工艺技术资料，补充设计、制造和修改、完善工艺装置，大量工作得由技术部门和工具部门来完成。于是我们又加班加点地干了几个月，补充完善了大量工艺工装，经过批量生产考核，顺利通过了工艺鉴定。至此，云南机器五厂已宣告建成投产，1o1产品已具备设计生产能力。国庆节，我被选派为献礼团成员，到省里参加国庆献礼活动。国庆游行时，当我们看着自己亲手制造的武器，被人们扛着从检阅台前走过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自豪和甜蜜。接着我们又以同样的办法，完成了1o8产品的试制鉴定任务。h5o6产品，因情况变化，始终未能进行试制鉴定。我们的工厂，年年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经常被评为省里和部里的先进企业。我们的产品，经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场考验，性能和质量都是过硬的。出口国外，曾赢得较好声誉。

云南机器五厂，可能是因为书记厂长都来自部队的缘故，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搞会战，打人民战争。在云机五厂，可以说是年年会战不断，战役一个接着一个，胜利也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最大的会战，恐怕就数1975年的十九公里输电线路大会战了。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到1975年，厂里原来架设的1o千伏供电线路已远远满足不了全厂生产生活用电的需要，必须重新架设一条从云南省滇东电力局小冲沟变电站到厂里的35千伏输电线路。线路全长19。7公里，需要穿过一座小型水库，跨越成昆铁路，翻越曲靖西边最高的山峰寥廓山。完全靠自己动手架设这样一条线路，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厂领导班子决心非常大，全厂职工也热烈响应，会战终于排除各种干扰打响了。大会战期间，全厂男女老少，几千人一齐上阵，共青团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武装部组织了民兵突击队，专干最苦最累的活。就连子弟学校的中小学生，也都停课上山了。有的修路，有的打眼挖洞，有的扛电杆，有的拉线放线，有的送水送饭，有的宣传鼓劲，大会战在19。7公里长的战线上一字摆开。我们机关科室，开始的任务是挖路，把汽车便道修到寥廓山上的每棵杆位前，以便用汽车把电杆拉到杆位上。即使修不到杆位上，也要尽量修到离杆位最近的地方，缩短靠人拉肩扛的距离。寥廓山上的公路只通到寥廓公园，我们先是把公路从寥廓公园修到寥廓山顶，接着从山顶分别修到每个杆位。修便道不用测量，只要挖了凭眼睛看着汽车能过去就行。我们有半个多月时间，天天从早到晚都战斗在寥廓山上。时值冬季，山上风又大，冷得人直打哆嗦，可我们却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接着是用人拉肩扛的办法，四五十人一根杆，将汽车拉不到位的杆子扛到位。杆立起来之后，我们的任务就变成了拉线、放线，拉线放线最伤手，每人每天要磨烂一双帆布手套。有一天，办公室一个胖女孩在山上踩到了老百姓炸狐狸的小炸弹，一下被炸倒在地并昏了过去，大家赶紧将她揹下山让医生抢救，可没走多远她就醒过来了，除了一只脚不能落地，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原来是被吓昏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19。7公里的35千伏输电线路终于进到了厂里，为工厂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以后，国家对地方军工实行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调整方针，逐步减少军品生产，开发民品生产，最终实现军工生产转民品生产。为了转产民用产品，所有地方军工企业，大家一齐“找米下锅”，找到什么干什么，饥不择食，盲目上马，损失浪费不少。仅我们厂就干过馒头机、饺子机、和面机、喷浆机、喷雾器、节能灶具、儿童三轮车、躺椅、折叠椅、空中高压电缆带电作业小车、手扶拖拉机、13o汽车等十多种民用产品，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只有13o汽车基本开发转产成功，维持生产了十余年，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

在军品生产转民品生产的五年过渡时期，军品生产任务一年比一年少，全厂职工基本上是靠民品生产吃饭。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养活全厂两三千人的产品是根本不行的，于是厂里不得不考虑上13o汽车。198o年底，厂里弄来了一辆旧的北京13o汽车，将其大卸八块，让各车间竞相认领制造。各车间把汽车零部件认领回去后，就组织工人、技术人员研究攻关，有条件自己制造的就自己制造；条件暂不具备，自己制造有困难的，就努力想办法，尽快创造条件自己制造；自己实在制造不了的就买。连造带买，仅用了半年时间，第一辆样车就造出来了。汽车制造与军品生产，工艺相差甚远，军品生产以机加为主，主要工装是夹具刀量具；汽车制造则以冲压焊接为主，主要工装是模具。军品生产，我们使用的最大压机是4oot水压机，而汽车生产，两根纵梁压制，至少得8oot水压机。在工艺技术和设备条件都很不具备的情况下，厂里一方面是集中技术力量搞模具设计，另一方面是设法补充增加一些必不可少的冲压设备。没有8oot水压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动脑筋想办法，把纵梁整根压制成型改为分两段压制成型，这样在4oot水压机上就可以干了。经过一年的人民战争，1982年底，工厂已能小批量生产“蓝箭”牌13o汽车，云南机器五厂也就改成了云南蓝箭汽车制造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打开销路，扩大产量，厂里抽调得力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专门成立了产品设计研究室，根据市场需要，对13o汽车进行改进设计。在标准车的基础上，先后改进设计出了双排座车、长轴距车、箱式车、冷藏车、可倾式驾驶室车等十多种不同型号、规格的“蓝箭”13o汽车。市场销路打开了，产量也就很快上去了。经过不断改扩建，汽车年产量从几千辆增加到了上万辆。1987年，到曲靖市郊征地4o公顷，将工厂扩建成了年生产能力1o万辆的汽车制造厂。

从1968年进厂到199o年离开工厂，我在云南机器五厂一共工作学习和生活了22年，这22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不但在业务技术和工作方面有较大的成长进步，而且在学习和思想方面也有较大的成长进步。更有人生意义的是，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我不但立了业，而且成了家，建立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了可爱的儿子。

建厂初期，人手不够，我们都没有严格的分工，常常是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办好职工食堂，让职工能吃上米线，领导要我设计一套加工米线的机器，我带了个学工到宜良米线厂看了看，回来后就马上设计了米线压榨机和和面机。基建科堆积如山的原木，需要解成各种方木和木板，领导要我们设计1台带锯机和1台圆盘锯，我和同学朱天厚两人便合作设计出了带锯机和圆盘锯。下料车间说要1台钢丝校直机，也照样由我为他们设计。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我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不少辅助生产生活设备，我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因为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极大信任，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里第一次任命技术职务，其他同学都是助理技术员，只有我和那些大学毕业生一起，被任命为技术员。1971年召开厂首届团代会，我被选为厂团委委员、团委副书记。1972年，总工程师胡明清和技术科长刘文蔚介绍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1973年担任技术、基建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担任技术科党支部书记，是当时全厂最年轻的支部书记。由于我本人就是技术人员，可以讲政治也可以讲技术，在技术部门还是有号召力的，技术工作，一般都能走在全厂工作的前面，技术科几乎年年都是先进科室。

1977年底，我被调到三车间担任分管生产、技术的副主任。三车间是个百十人的小件加工车间，零件多、批量大、工序长，每月都不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是有名的拖别人后腿的老大难车间。其他车间意见很大，厂领导也十分头疼。上任两个月后，我发现三车间月月完不成生产任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任务太重，而是定额太松，人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超定额拿奖金。工人们每天上班时，喝水休息的时间，上厕所聚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差不多占了上班时间的14，也就是说只需用34时间干活就能超额完成工时定额。原因找到后，我就组织车间定额员、技术员和工人，用实测的办法对每个零件、每道工序的时间定额进行了修订，平均压缩了2o定额工时。这样一来，工人们为了完成定额拿工资、超过定额拿奖金，抓紧时间干活，车间的生产任务也就能顺利完成了。

1979年初，我被调到一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车间原来是专门成立起来与其他厂配套干手扶拖拉机零部件的民品生产车间，后来手扶拖拉机下马了，就从三车间调了一部分零件过来干。一车间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都是从全厂各车间抽调来的，思想技术素质相对较差，有一部分人身上还背着行政处分的包袱，是厂里最被人瞧不起的车间。我到一车间后，首先是以表扬鼓励为主，做了大量思想发动工作，帮助一部分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使车间里涌现出了好几个后进变先进的工人。他们中，有的人不但成了车间生产的骨干和厂里的先进生产者，而且还经常上省电台广播，成了省国防工办系统的先进生产者。二是开展工人技术培训，每个礼拜培训半天，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由车间技术员和我给大家讲课，边讲边操作演示，使全车间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三是展开劳动竞赛、技术比武，表彰奖励优胜个人。不到半年，车间里便出现了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新气象。当然也有个别懒惰的工人，上班吹牛聊天，不抓紧干活，却一天到晚在嚷定额工时紧，完不成任务，拿不到工资奖金。对这样的人，我不愿跟他多讲什么，我拿出了在一工校学到的看家本领，走到他机床前对他说：“你让开，我来干”我站上去一干就是半天，下班时我把干好的一排排零件当面点给他，并对他说：“你看，我半天完成了5个定额工时，你就照我这样干，拿工资奖金都没问题。”他当然没什么话可说，后来他每天不但能完成8个工时，而且还达到了1o个工时、12个工时。1天能干1天半的活，1年能完成1年半的任务，全车间数他拿的奖金最多。下半年，为了确保全年任务的完成，厂里召开了“全厂总动员，苦战6个月，按时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誓师大会，各车间科室纷纷上台表态发言。四车间党支部书记上台表态说：“苦战5个月，提前1个月完成车间全年任务，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我和车间主任交换了一下意见，上台表态说：“苦战4个月，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车间全年任务，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将誓师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嘲。会后，我们也召开了车间动员誓师大会，请各个班组发言表态。经过精心组织，加班加点，连续奋战，到9月底，离我们的奋斗目标已经不远了。国庆节，车间决定给每人放假3天，让干部职工进行一次很好的休整，以利最后突击冲刺。按照生产工序先后，我们安排车工9月29日开始放假，1o月2日上班干活；铣工9月3o日开始放假，1o月3日上班干活；钳工1o月1日开始放假，1o月4日上班干活。上下工序，连环紧扣，相互之间，毫不影响。然而，9月29日夜里，有人看到我们的车床都已擦拭干净，盖上了报纸，就马上跑去报告党委书记说，一车间已经放假了。夜里12点，我刚从车间回家脱衣躺下，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便敲门把我叫了起来，向我传达党委的两条指示：1一车间擅自提前放假是错误的，已经走了的职工由车间负责追回。2责成车间党支部3o日上午集体向党委作汇报。我当即把情况向这位副厂长申述了一遍。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就带着全体支部委员到党委汇报，可是走进会议室，只见杨真吾副书记一个人坐在里面，其他人都已经走了。我说：“杨副书记我们集体汇报来了。”杨副书记让我们坐下并对我们说：“刚才党委的同志一起商量了一下，有3条意见让我向你们传达：1你们的想法和安排是对的，但不向厂里报告是错误的，今后应加强组织纪律性。2昨晚向你们传达的两条指示，是领导同志不了解情况下提出的个人意见，不是党委的决定。3你们可以继续按你们的想法和安排执行。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们虚心接受上级批评，并保证按誓师大会上的承诺，提前两个月完成车间全年生产任务”说完我们就起身回车间。到1o月底，我们果然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全厂第一家敲锣打鼓向厂里报喜。这回全厂职工对一车间都刮目相看了，都认为一车间肯定是本年度的先进车间了。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正当我们在车间里展开热火朝天的技术培训，紧张地进行生产技术准备，打算迎接198o年开门红的时候，我却接到了调回三车间任党支部书记的调令。到年底，一车间当然也没有被评上先进车间。

回到三车间干了不到一年，198o年底，我又被调回技术科任党支部书记，领导说的理由是技术科须得有一位技术人员来当支部书记。理由如此充分，如此冠冕堂皇，我当然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了。

8 建厂记下

与三年前我离开时相比，技术科最大的变化就是其主要任务已由军品为主、民品为辅转变成了民品为主、军品为辅。为了研究和设计开发民品，厂里专门抽调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成立了产品设计研究室，设计研究室与技术科平级，在党群组织关系上归技术科党支部领导，业务上和技术科一起由总工程师领导。设计研究室根据市场和用户需要，对我厂生产的“蓝箭”13o汽车进行了一系列改进，设计出了十多种不同型号规格的汽车，使我厂顺利完成了从军品生产向民品生产转变的艰巨任务。在技术部门工作，虽然我干的是专职支部书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技术工作。我甚至完全服从领导安排，在厂办中专班兼任了机械零件设计的讲课老师。因此，1983年仍被评聘为助理工程师。

1985年，经工厂和省国防科工办推荐，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科班学习。1987年毕业回厂，被评聘为经济师，担任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在厂长李庆芳和总工程师张学之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和办公室六七个同志花大力气抓了企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的制定实施和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同时也抓了以计算机辅助企业管理为重点的企业现代化管理推广工作。首先，我们提出了我厂标准体系的结构类型和层次意见后来发表在云南省标准计量局、云南计量测试学会、云南省标准化协会主办的云南标准计量与质量杂志199o年第4期上，然后发动和组织全厂所有单位、部门分别拟订提出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标准及每个干部职工的岗位工作标准，经企业管理办公室修改审定后，由厂长批准发布实施。这项工作在厂里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作，须制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几千个。遗憾的是直到199o年12月我离开工厂的时候，也没能把它做完。推行现代化管理，主要是使用计算进行财务管理。我们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到开远铁路局、昆明南天计算机生产厂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学习，并结合我厂实际，编制了我厂财务管理系统软件，同时对全厂会计、统计和办事员进行了计算机操作使用培训。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广了使用计算机对企业的成本核算、财务收支、统计报表进行管理，大大减少了财务统计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差错，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受财务统计人员的欢迎。

在我担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期间，企业改革最时髦的做法，就是由某些政府主管部门出面搞“拉郎配”，把一部分企业召集在一起，成立企业集团。这样做，对某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是有好处的，但是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却是损失和危害。当时我们厂已经和省内外几十家企业搞过六次大联合，成立过“蓝箭汽车总厂”、“蓝箭汽车集团公司”之类的横向联合组织，结果都失败了，工厂损失数百万元。就是这样，上级部门和工厂领导却仍一意孤行，硬是到昆明租房成立了“云南省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并跑到成都去参加了“西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我经过研究思考，写了对云南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反思一文，发表在云南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11期上，对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也许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成了“捅马蜂窝”和犯上作乱的人。然而实践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西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垮了，云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垮了，蓝箭汽车总厂也散伙了。

整个建厂期间，我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到厂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马厩里度过的。年三十晚，带家属的职工都回自己的小家了，一起来的同学也走得只剩下我和赵福康、杨文贵我们三人了。厂长薛得胜、副厂长曹福生带着我们留下来的七八个单身职工，在油毛毡盖的简易厨房里，自己动手包了一顿饺子。我和赵福康、杨文贵，还有卫生所的医生甘祖旺4人，从初一到初三都没有走出马厩，因为外面下大雪，天气很冷。我们从食堂里把定量供应的肉食退了出来，又从附近镇子的集市上买来3只大阉鸡和一些蔬菜，在马厩里生起了昼夜不熄的焦炭火，杀鸡炖肉，喝酒玩牌，通宵达旦。可惜这样的日子，每年只有三天，其余时间吃的大多是开水煮白菜。那时，粮食肉食副食什么都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半公斤肉，最多吃两顿。带家属的职工，必须自己到两公里远的镇食品组去买。食品组每周只卖一次肉，天一亮就得去排队，大家看着食品组的王麻子他们慢慢起来，洗脸、烧水、杀猪，猪杀好后，他们还要将最好的肉先割上一块去炒了喝酒，酒足饭饱才来砍肉。到正式卖肉的时候，一般都快中午十二点了。那年头买肉，人人都挑肥拣瘦，都希望能够买到点肥肉当油吃。因此砍到瘦肉的时候，人们一个个都跑开了，砍到肥肉的时候，大家又一窝蜂地挤了上去。排在前面的一两点钟可以买到，排在后面的要到四五点钟才能买上，有时肉卖光了还买不上，白排队一场。由于缺乏油水，粮食定量又低，除了锻造打铁的少数工人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