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第5部分阅读（1/1）

挺机枪一齐开火，天上的气球被接二连三打爆。到营长命令停止射击时，一连空域还剩1个气球，二连空域还剩两个气球，三连空域还剩3个气球，成绩是一连优秀、二连良好、三连及格，全营良好。

我们的两个班主任全永生老师和邱倜老师，都是年轻的单身老师，岁数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和我们一样朝气蓬勃。他们不但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帮助和照顾我们，而且就像大哥哥一样置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经常带着我们到处玩耍，深受同学爱戴。我们班41个同学，三分之二是昆明的，三分之一是各地州市县的，相处十分融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每年八月十五，昆明的同学都会放弃与家人的团圆，和我们这些地州市县的同学一起，带上学校发给的每人两个月饼，再买上点水果，到附近的圆通山、翠湖、大观楼吃月饼赏月和唱歌跳舞玩游戏，让我们在欢乐中暂时忘掉家乡和亲人，免受思乡之苦。礼拜天，全老师和邱老师会经常带领全班同学到金殿、黑龙潭、西山海埂、筇竹寺等风景名胜区去游玩爬山、照相打野战，消除我们一周学习的紧张和疲劳。在我们班里，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是一个充满温暖的班集体。可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发表，我们班和全校、全省、全国一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先是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唯成份论，按家庭出身将师生分成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制造“红五类”与“黑五类”、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的对立和斗争，撕裂师生队伍，搞红色恐怖，使一部分老师和同学受到无情打击。接下来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师生又被分成什么“造反派”、“保皇派”，造反派又分成若干派，搞武斗、打内战，到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后是造反派上台，以我为核心，搞“划线站队”，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白色恐怖，草菅人命。好在“划线站队”刚要开始又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就被分配到了全省各地的工厂，离开学校走了，让许多人免除了不少皮肉之苦。

在校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是一场噩梦，搞得人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分不清好人坏人。然而更可怕的是，想不到这样的噩梦，居然持续了十年。在云南一工校，文革一开始，昆明市委就派来了工作组，宣布领导靠边站、停课闹革命，发动师生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并从高年级抽了一部分学生干部，派到低年级去当工作组的联络员。我当时也被派到机29班、机3o班做联络员，和他们同吃饭、同开会、同劳动。不久传来了北京的声音，说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要用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于是工作组就连夜撤离了学校。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选出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旧文革，机28班的一个学生被选为主任，一个老师和实习工厂的一个工人被选为副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学生被选为委员。1966年8月18日，在前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学生，身边出现了“红卫兵”。不久，“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就来到了昆明，并受校革委邀请，来到了我们学校。他们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扎皮带，女扮男装，杀气腾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大讲血统论、唯成分论，大骂“黑五类”，煽动师生斗师生。与此同时，我们学校也有部分学生，深夜自发地到省委去表决心，要求领导接见，领导接见返校后，他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受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并加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旧文革一方面是领导师生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力推行唯心主义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另一方面是指挥红卫兵“扫四旧”，到处抄家打人，闹得鸡犬不宁。昆明市市长潘朔端的家，就是我们学校的红卫给抄了的。当时，在批判“走资派”的时候，已出现打骂体罚的现象，我感到实在看不过去，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写了一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章，发表在昆明市委党刊支部生活上，态度明确地反对武斗。1966年9月，云南选派第一批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班选派团支部书记胡应文参加。1o月选派第二批代表上北京串联，我们班选派班长周建国和我参加。我们1o月6日一到北京，就听说晚上首都工人体育馆有一个大会，中央文革的首长将出席大会讲话。我们丢下饭碗就往工人体育馆跑，到了那里，只见整个体育馆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会标上写的是首都群众批判谭力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批判了鼓吹血统论、唯成分论的“谭氏路线”，中央文革副组长在会上发表了声嘶力竭的煽动讲话。在北京的串联，让我看到了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等一些人已经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东城区、西城区的红卫兵已经受到非议，谭氏路线已经开始被批判，我预感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快完了。在回云南的列车上，听到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徒步串联到北京的广播，我也想到了回校后组织一支队伍徒步大串联。十月下旬回到学校后，百分之十的同学都大串联去了，我们就立即着手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准备重走红军长征路。经过十几天准备，11月6日，我们“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主义红卫兵万里长征队”就打着红旗从昆明出发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徒步串联，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底，学校里冷冷清清的，一部分同学坐车串联回来后，又徒步串联去了；一部分同学是第二次坐车串联去了；还有的同学是闲着无事回家去了。只有少部分同学仍在学校里，个人便成立一个战斗队，什么“抗大公社”、“赤遍全球”、“飞鸣镝”、“从头越”等等，五花八门。原红卫兵总部已经垮台，旧文革的图章和红卫兵的旗子，已被造反战斗队当众查抄烧毁，学校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待到外出串联的同学6续返校后，解放军14军42师的一位副师长带着一些军人进校，宣布奉命对学校实行军事管制，要学生就地闹革命，出学校大门必须经军管会同意。军管会领导暗地里鼓励旧文革和原红卫兵总部红卫兵重新恢复组织、恢复活动，显然是朝着各个造反战斗队来的。军管不到两个月，军管会的人就悄悄地撤走了，参加各种战斗队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联合起来，清算批判旧文革的错误。每次批斗会都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站在台上，面对群众，接受批斗。我们这些委员，则坐在台下第一排，接受批判。批判会基本坚持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没有发生过动手打人的现象。

1967年上半年，各种不同观点的造反战斗队，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出现了以云南大学和昆明工学院为代表的“炮兵团”和“八二三”两大造反派组织，全省上下大大小小的战斗队纷纷向八二三和炮兵团靠拢，形成了全省性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群众组织需要领导干部在后面帮助出谋划策和坐阵指挥，领导干部需要群众组织的公开支持和暗地保护，于是就形成了党政军领导干部与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两大革命阵营。炮派阵营里，党政军领导干部有赵建民、陈康、张力雄，造反派头头是方向东、李毅、杨凯。八派阵营里，党政军领导有周兴、李成芳、鲁瑞林，造反派头头是黄兆琪、刘殷农、杨树先。两大阵营立场观点对立，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但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夺取政权。在上海造反派夺权的示范和引导下，云南全省各地也上演了一幕幕夺权闹剧，一切厂矿、机关、学校、商店、医院、农场及农村的政权都落到了本地、本单位势力强大一方的造反派手里。经过造反夺权之后，两大派的势力范围就被明确地划分了出来。昆明市大体以南北中心线为界，西城及西郊属炮派的势力范围，叫炮管区；东城及东郊属八派的势力范围，叫八管区。各地州市县，当地哪派占上风就属于哪派的势力范围。在两大派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立派的势力，即使在单位里占有绝对优势也是站不住脚的，必然会被像拔钉子那样一个个拔除掉。两大派的武斗，就是从拔据点开始的，比如八派打东郊的云南砖瓦厂，炮派就打西郊的昆明电机厂；八派打东边的春城饭店，炮派就打西边的东风大楼。两派的地盘上，都容不得对方的据点存在。

4 求学记四

自参加旧文革被批判以后，我就决定当逍遥派了，哪一派我都不参加。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发现，逍遥派也不好当，因为两大造反派都想争取中间势力，对逍遥派的策略是又拉又打，先是拉，拉不过来就打，使你夹在中间，两面受压。如果不愿靠拢那一派，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逃跑。5月份，我干脆托李少琪同学帮我找了个顺路的货车，搭货车回农村老家去了。7月份，李少琪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可能要毕业分配了，让我赶快回学校。当时两大派的武斗已经开始，交通已经中断，我是想方设法分段搭货车回到学校的。谁知回校后，形势突变，两大派的武斗升级了，在“四人帮”“文攻武卫”的煽动下，两大派都通过明抢暗送的办法，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使长矛棍棒大战升级成了枪炮大战。有一天，离学校不远的东郊云南砖瓦厂突然枪声大作，第二天就听八派的同学说砖瓦厂被他们给打下来了，炮派都从小坝方向跑到炮管区去了。我们学校属八管区，处炮管区与八管区的结合部，两派交战时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当时仍不想参加哪一派，可到了这时还当逍遥派的人，两派看你都不顺眼。有一天我到食堂打饭，当时打饭插队的事很普遍，谁都是只要见到队伍里有本班同学就往里插，我也就插到了我们班一个同学的前面，突然学校八派的一个头头走了过来，一把将我从队伍中揪出来，要我到后面去重新排队。这样的欺侮，让我终生难忘。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完全靠向一派，才能有吃有住，一派不靠是没有吃住的地方的。于是我跟着炮派同学一起撤到了云南大学，正式加入了全老师为头头的炮派。住进云大的第二天早晨，看见几十辆大客车开到了云大篮球场，里面坐满带枪的人，都是山东河南口音。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大理下关调上来守卫云大和五华山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他们的武器是平时就配带着的。当天晚上十点，我们正要准备睡觉时，忽然听到西站方向枪声响作一团，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可是不一会就有人来通知说，请大家不用紧张，是我们自己人从小麦雨搞抢回来。我们当时睡意全消，都一起跑到球场上，看人们将武器从车上卸下来，然后再把一挺挺机关枪扛到外语系与昆明工学院相邻的围墙跟上架了起来。我明显地感到两派大战在即，云大恐怕也不太安全了，只有躲到居民家里，才会更安全些，于是我就离开云大，住到了灵光街156号同学李佑金家里。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两派管区内拔除钉子、扫除据点的战斗就打得不可开交了。八管区的炮派被赶到了炮管区，炮管区的八派被赶到了八管区，人们拖儿带女，背井离乡，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昆明一开打，各地州县市也都打了起来，全省一片混乱，交通被阻断，工厂停工停产，经济瘫痪，市民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如此严重问题，云南省成立军管会，在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此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收缴两派武器，监督两派停火。军管会的停火缴枪通告一公布，两派的武斗就慢慢平息了下来，但到了缴枪的时候，两派都只是把旧枪、坏枪交了出去，把新枪好枪藏了起来，这就为第二次武斗留下了祸根。

武斗停下来以后，我们都回到了学校，准备两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因为当时昆明的武斗是暂时停息下来了，但是地州市县的武斗，并没有完全停息下来，八派组织力量支援东部地州县的八派，炮派组织力量支援西部地州县的炮派。就因为昆明与地州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援助，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为支援大理下关的炮派，炮派从昆明派出了工役制部队第八团直抵下关，帮助大理下关的炮派打垮了八派。八派则组织力量支援东川以礼河八派，帮助东川以礼河八派打垮了炮派。当工八团从大理下关往昆明撤的时候，作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只有剿匪”的讲话，出动军队将工八团包围并消灭在一平浪煤矿。这样，从昆明漫延到全省各地州的武斗战火又烧回到了昆明，发生了两派激战黑林铺的最大战斗。黑林铺位于昆明西郊，是昆明通向云南西部地区的咽喉，是由云南汽车修配厂及其他一些工厂，连片组成的八派在昆明西部的一个强大堡垒。第一次武斗时就没有被拔除过，到第二次武斗时，已是碉堡成群，工事坚固，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充足的根据地。八派下决心要死守，炮派下决心要强攻，双方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动用了第一次武斗中没使用过的加农炮、双联高射机枪、四联高射机枪、14步枪等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进攻的总指挥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从军队师长转业到地方当厅长的老红军，作战指挥很正规，事先经过了非常详细地侦察，制定了非常周密地作战计划，用数万兵力3天时间扫清外围，缩小包围圈并留出被包围的非武斗人员撤出通道。总攻发起前，五华山上的高音喇叭向全城播出了三次通牒，敦促非武装人员撤出包围圈。最后一次通牒是清晨六点播出的，广播声一停止，枪炮声就响起。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第一炮就把正面的主调堡削掉了一半，三发炮弹就把它夷为平地。黑林铺侧面的眠山，争夺更是激烈，经过了三次易手才被拿下，双方死伤不少人。战斗打响两三个小时之后，便有大批俘虏被从阵地上押下来，黑林铺到西站的公路上，走的都是俘虏。他们被用自己的衣服蒙着头，后面的人抓着前面的人的裤带，成几路纵队，朝云大、五华山方向走。当时我们还住在学校里，两大派再次开战，感到又得逃难了。果不其然，两三天后炮派又向与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省粮油机械厂及小坝片的一些工厂发出了通牒，我们不得不又一次逃离学校。这一次我们被分散住在云南饭店、翠湖宾馆和云大几个地方，我和贾精忠、李中凯、李开友4人住到了云大，在重工系统联合兵团做些杂事。

我们学校炮派和八派间的矛盾和仇恨，原来并不太深，我们撤离学校后也还经常回去，从来没发生过打斗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开友一直没有回来睡觉，大家都非常地担心。直到凌晨5点多才听到有人敲门，我们打开门一看，吓了一大跳，是李开友扶着头头彭光籍回来了。李开友倒没什么，身上只有几处轻伤，而彭光籍则已不成人样，头肿得像个大南瓜，两个眼睛只见两条缝，满脸青紫，摸到全身任何地方都碰不得，碰了都叫疼。听李开友讲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头天下午他们俩回学校吃饭时被学校里的八派打的。因为头天八派开大会游行，我们学校的八派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走到东风西路离八派老窝春城饭店不远的省军事博物馆附近时，看见解放军的巡逻车停在路边，就冲上车去抢解放军的枪。铸5班学生田大方，抢了一支还嫌不够，又冲上去想枪第二支。就在这时，停在马路对面省公安厅附近的另一辆巡逻车上的解放军开火了，田大方的脑袋瓜被打开了花。打死打伤的人躺了一地，当时又正好下了阵小雨，有的人伸着手向过路人求救。学校里的八派将田大方的尸体拉回去后，叫校医把他的头缝好，放在教室的地板上，地板上汪起了一大滩血水。当他们发现彭光籍和李开友在学校里时，就把他们俩抓去跪在尸体面前又踢又打。彭光籍因为是炮派头头，打得也就特别厉害，一直打到昏了过去。有人还提议要让他们喝地板上的血水，吓得李开友也差点昏了过去。12点以后，打人的人已渐渐离去，但彭光籍和李开友还必须继续跪在尸体面前，一直跪到天亮。跪到凌晨3点多，李开友看看四处无人，才扶起彭光籍翻围墙逃离学校，回到我们住处。

重工系统联合兵团，是文革中云南省重工厅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事业单位联合成立的群众组织，由参加单位各派1名头头和1位工作人员组成。第一次武斗结束后已基本解散，大多数人员都回单位去了，只有昆钢、云南机器厂、重工厅澜沧运输队等少数单位的几个人还没走。第二次武斗开始后，昆钢的洪秀然又把走了的人逐个召集回来，重敲锣鼓另开张。被召回来的有昆钢、桥钢、团钢、澜沧冶炼厂、云南轴承厂、昆明冶炼厂、昆明电线厂、昆明电机厂、铁合金厂、昆明机床厂、云南重机厂、云南内燃机厂、云南机器厂、重工厅运输队、一工校、农机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三十多人。我们先是住在云大，后来搬到翠湖6号。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主要任务是办炮声隆后被我们改为剑与火的小报，并负责分发联合兵团各成员单位及向社会散发。炮声隆是联合兵团原来办的油印小报，像传单一样的上街散发。剑与火是铅印小报，用三轮车拉到街上卖，非常好卖，满满一三轮车报纸，很快就会被抢光。

在“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辽宁、贵州等省搞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引领下，云南两大派也不得不到北京去坐下来谈判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问题。两派代表达成协议回昆后，很快就宣布成立了军队代表、老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谭辅仁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二次武斗也就结束了。就在省革委宣布成立不到一周的时候，重工系统联合兵团在昆明冶炼厂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兵团解散及有关善后事宜。我写了篇报道刊登在剑与火小报上，会议第二天就被谭辅仁公开批评，说是背着省革委召开全省性黑会，企图架空省革委。文革中我没拿过枪，也没参加过武斗，唯有这剑与火小报和小报上的文章，成了我文革中的罪恶，在划线站队时受到了大会批判。

翠湖6号原是副省长张冲的家，文革中被红卫兵抄了过后，张副省长就搬到五华山里面去住了。我们住在里面时，张副省长还会经常回来看看，和我们聊天，给我们讲他的往事。他跟我们讲，他是彝族，行伍出身，原来是滇军中的一名中高级指挥官，抗战期间，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到了延安，解放东北时，党中央派他到东北做滇军的策反工作，立了大功，所以解放后才当了云南省副省长。他说他是个水利迷，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他全都仔细考察过，而且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过三条江的水利开发利用建议。他说他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张一团，老二是张二团，老三是张三团，他对他们要求严格，有什么事他就下命令：一团上二团上三团上三个儿子就会像打仗一样往前冲。他说他虽然老了，但还坚持天天游泳，锻炼身体，需要时还可再为人民工作。“划线站队”中，他的秘书张光辉同志也被下放到我们单位，和我做一样的工作，他还给我讲过张副省长的一些事。后来张副省长调北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他也没忘记找到我们单位，把张光辉同志也带上了北京。

省革委成立后，我们就从翠湖6号搬回了学校，并一起到省革委人事组要求毕业分配。1968年11月，因文革延误了一年多以后，我们终于毕业了，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只要政审合格的，都统统分配到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下属企业，剩下的同学被分到了全省各地州县市。我们班有11个同学被分到曲靖云南机器五厂，当时曲靖城内唯一的一家旅社在武斗中被大火烧了，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只好从昆明坐火车到沾益住，然后再从沾益坐公交车折回曲靖，从曲靖坐马车到厂里报到。我们11月28日到厂报到时，虽然是当月的最后两天，可厂里还是给发了半个月工资，开始上班拿钱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在云南一工校学习的五年，是我从农村到城市，一生中环境变化最大，成长进步最快的五年，我不但学到了一门专业技术知识，还有了一副健康的身体和懂得了如何做人做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在北京大学

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做梦也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坐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听北大教授讲课。然而当我工作了十七年，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坐到了北大的教室里聆听著名教授讲授国民经济管理的专业课程。

1985年，我在云南机器五厂已经工作了17年，任助理工程师、技术部门科室领导和车间领导等正科级干部已有11年，并且已经是9岁孩子的爸爸。这一年，中央组织部委托北京大学为西部贫困落后省份开办的经济管理干部专科班，分给云南省15个招生考试名额，云南省国防科工办系统分到了1个名额，我们厂凭着当时在系统中的名气，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考试名额。报考有一个死条件，就是必须是党员正科以上干部，年龄4o岁以下。厂组织部门把符合条件的几十个中层干部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成绩都不理想，特别是数学，没一个及格的。我当时正在昆明出差，回来后组织部长周胜芳给我说了这一情况，并动员我报考。我很想去试一试，但我走以后妻子可就苦了，每天既要来回地走4趟，每趟两公里远的路上班，又要照顾9岁儿子上学，厂里加班又多，她一个女同志怎能吃得消谁知回到家里，我试探性地和妻子一讲，她就爽快地说，你要实在想去你就去把，不就是要我咬牙坚持两年吗于是我第二天一上班就跑到组织部去填表报了名。当时离考试已经不到两个月了，我不分白天黑夜，以最快的速度，将考试的教科书浏览了一遍，我们那个年代没学过的内容，比如数学中的集合，则多看了两遍。考试是由北大经济学院的老师带着考卷来直接考的，共设了两个考场，一个在兰州，一个在成都。新疆、西藏、甘肃、陕西四省区的考生在兰州考场参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考生在成都考场参考。成都考场的考生有云南14人最后有1人没去、贵州15人、四川6o多人，一共大概1oo人。我们先到省委组织部集合，然后在省委组织部科技干部局的周睦邻处长率领下，坐火车到成都赶考。当时火车票非常紧张，组织部只弄到4张卧铺票，给了1个女考生和我们两个年龄最大的男考生，其他年轻的考生都坐硬座。列车严重超员，车厢内根本无法走动，从昆明到成都，一路上都只有在列车到站的时候，下车经过站台进行相互联系。成都的考场设在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我们到达成都后，给了两天准备时间，以调整心态和休息。为了让我们休息好，经干学院把校内正在进行中的一切建筑施工都给停了。伙食也办得相当好，餐餐鸡鸭鱼肉，还让我们在一个专门的食堂吃饭。经过三天的考试后，大家紧张的心情都放松下来了，四川省委组织部租了两辆旅游车，让我们云南贵州两省的考生到青城山和都江堰去游玩一天。爬完青城山，返回到都江堰门口吃中午饭的时候，北大的唱瑞华老师和我坐在一起，当她听到介绍说我是一名傣族考生时，便十分关心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有没有把握考上。我说自我感觉还好，如果在我们云南的考生中只取到1名的话，可能没有我的份；如果取到两名的话，我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十；如果能取到3名，我考上北大就没什么问题了。“你那么有自信”她问我，“是的”我回答，“那好，北大见”她说，“北大见”我说。

回厂后，我每天照旧干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组织部周部长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你真行没有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祝贺你被北京大学录取了，赶快整理一下，把工作交了，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到北大报到去吧”我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喜和高兴，因为这一切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只是说了句谢谢领导和组织的关心与支持。到北大报到后才知道，这次我们云南一共考取了3人，即我和省商业厅计划处的周永碧、昆明钢铁公司计划销售处的杜云生，周永碧第一名，我第二名，杜云生第三名。在北大一见周永碧我就对她说，小周你真厉害，在我们云南的14人中，你居然考了第一名。她笑了笑说，主要是比你们俩多了点考试的经验，我说了你莫见笑，我去年就来考过一回了。有一天在学院办公室见到唱老师，“嘿，你真的来啦”她有些惊讶地问，“我真的来了唱老师”我有些得意地答。

北京大学是有些与众不同，报到时就只发给一本学生手册和一张课程表，并有高年级的同学把你送到宿舍，帮你找到你的床位，以后的一切事情，就全靠你自己了。学生手册里，除了有学校的基本情况、规章制度之外，还附了一张学校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明了校内所有马路、通道、办公楼、宿舍楼、教室、食堂、图书馆、体育馆、礼堂、医院、商店、邮局的具体位置，有了这张地图，你要到哪里都很方便。课程表上有你全部必修、选修课时的具体安排，包括上课的时间、教室及讲课的老师，至于你去不去听课是没人管你的，只要你参加考试，取得成绩就行。

为了熟悉环境、适应环境，方便今后学习和生活，到校的第二天，我便手拿地图，在校园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转了一整天，把我们上课的教室、就餐的食堂及学习生活经常要去光顾的地方都记在了心上。

到了第三天，全班百分之九十多的同学都来报到了，王立彦老师来到我们住处，说系里派他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并提出了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班长、班委的建议名单，让我们投票选举，同学们相互都还不认识，大家自然是举手同意。

北大的教学管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宏观的放任式的管理，学生个人在学习中的自由度很大，包括我们干部专科班的学员，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自觉。因为授课老师是不管学生的，他只管讲课和考试、评分，谁愿意听课都可以来听，你不来他也不管。许多课程都是上大课，不但有本系本级的本科、专科学生听，而且有攻读第二学位的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来听，还有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也会来听。课堂上，许多学生都互不认识，就是校外的人来听了，也没人知道。有时课堂上学生多达两三百人，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只能坐在走道的台阶上听课。因此你有没有去上课，没人搞得清楚，没人管得了。学校里曾出现过个别学生开学报到后就到全国各地游玩去了，两个月不在学校也没人知道，直到期末考试时请人代考被发现，事情才暴露出来。当然也有的老师不愿意让外国留学生听他的课，在讲东西方经济关系课的时候，朱培兴副教授就曾经在讲课前，把几个外国留学生请出了教室。

北大的教室是按老师安排而不是按学生安排的，对学生来说，没有固定专门的教室，一门课在一个教室里上，我们两年学了26门课，就在26个教室里上过课。每上两节课就要换一次教室，我们称之为战场转移、战斗转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一天换两次，进出4个教室。晴天还好，遇到雨雪天气，从东门的教室到西门的教室要走十多分钟，课间休息没了不说，当你上气不接下气赶到的时候，可能座位都没了。因此班里经常派几个年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抢占座位，他们每次都必须一口气抢下四十几个座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班同学都有位子坐。

除了礼拜天，我们一般都是早上7点起床离开宿舍后就要到晚上1o点左右才会回到宿舍，呆在宿舍的时间很少，有时礼拜天也是早早的就起来到图书馆去了。我们的书包里，除了有当天要用的课本、笔记本和文具之外，还有吃饭的碗和勺。到了下课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就近找个食堂打饭吃，但有时候也要连跑好几个食堂才能吃上，因为我们爱吃米饭，虽然校园里有很多食堂，但每餐都只有三四个食堂卖米饭，要想吃米饭，就得跑几个食堂。午饭后一般都到图书馆或阅览室，看看报纸杂志。晚饭后，或到教室百~万\小说写作业，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或去听各种讲座，或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就跟打仗一样。

北大校园里的学生宿舍很紧张，北京市的学生都不让住校，我们被安排住在黄庄的北大附中，离北大南校门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我们每人都只好买月票，早上起来从黄庄坐工交车到学校上课，晚上从学校坐公交车回附中睡觉。礼拜天不出去，就在附中食堂吃饭，或者到附中门口的黄庄包子铺吃3两包子1碗小米粥。我们进出附中大门时，经常会看到一个胖胖的身材魁伟的附中学生，在和守门的老头聊天，给老头讲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故事。他身穿旧军服，脚踏棉布鞋，头发乌黑，眉毛浓密，天冷的时候，也穿一件军用紧身棉袄或军用棉大衣，整个学期从来都不见他走出校门。每次到食堂吃饭，都看到有个老大妈把饭菜打好端给他，听说主要是帮他控制每顿的饭量，不然他月底就没饭票吃饭了。对这个学生，我们都觉得有些奇怪，时间长了，才听说他就是的孙子毛新宇。毛新宇就住在我们楼下，我们住二楼，他住一楼。他没有一点领袖人物后代的口气和架势，与任何人都很随和，他甚至会自己跑到我们宿舍来和我们一起吹牛聊天。我们对他的生活、学习和家里的情况很感兴趣，老是问他些这方面的问题。他和我们说，他的生活和学习都很好，平常他一个人在北大附中住校读书，哪里也不去。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与父母团聚，和父母一起要么到北戴河、承德避暑，要么到南方广州避寒，但学校一开学，父母就会立即把她送回学校来读书。

学校给我们国民经济管理干部专科班设置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统计学、农业经济学、英语、社会主义经济学、管理会计与工程经济、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财政学、管理经济学、经济法学、东西方经济关系、城市规划与管理、货币银行学、工业企业管理、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市场学、国际金融、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价值工程、西方管理理论、现代管理方法、外资项目评估等一共26门课程，其中英语、东西方经济关系两门为选修课，其余24门都是必修课。这种理论性、实践性、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课程设置，加上高水平的老师授课，我们当然就可以学到终身受用不尽的真才实学。我是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做过17年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老学生，对里面有的课程，内容比较熟悉，学起来也就比较轻松。如工业企业管理、市场学、网络技术、价值工程、现代管理方法、外资项目评估这些课程，许多内容和方法都是过去工作中做过的，只是老师讲得更系统、更完善、更深入而已，我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价值工程课考试，我就是用厂里生产的真实的“蓝箭”牌轻型汽车来进行价值分析和提出设计改进的，老师给了我九十几分的高分。有的课程，特别是那些带有高深理论和先进技术方法的课程，我既感到新奇和渴求，又感到学起来有些吃力。如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财政学、电子计算机、国际金融、国民经济管理学。但不管怎么说，经过刻苦努力，最后这些课程的考试成绩都达到了七八十分，最低的货币金融学74分，最高的电子计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