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卷八 （三）亦是亦非（1/1）

老干办主任犹豫了——孙副厅长的指示当然要郑重传达、严格执行。可小尤（即第一组组长——笔者注）说的也是实情。影响当然要顾及，老赵头子要是丢了死了，影响岂不更大更坏？掂量再三，一狠心，决定先上交通广播电台发广告——行驶中的汽车差不多都听它的声音。

老干办主任心里明白，孙副厅长的另一段话是不能对下传达的——找到赵武立之前，老干办主任的工作重点是找到赵武立走失的原因，比如精神失常——我们还没掌握的证据。孙副厅长说，你来本厅时间不长，有些情况还不太了解。钱忠和赵武立在一个处工作了几十年，离休后又门对门儿地住了几十年。两个人平时一起散步，有活动一起来、一起去，基本上形影不离。你必须抓住钱忠不放，跟他深入耐心地谈，一定会有收获。当然，老年人嘛！观念难免有些陈旧，思想难免有些狭隘，说出来的话带有某种偏见是可以理解的，发发牢骚也用不着奇怪。这就要求问话要有分寸，听话要打折扣，要善于思考分析，相信你会正确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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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哇走，三号集结点还没到，天边就放亮儿了。嗯？鼻子往外流温水，舔一下，碱丝丝的，是血！对了，人家都说人参不能多吃。棒槌糖是人参做的，这不混身发胀吗？不能再走了，钻树林子找个隐蔽地方躺下歇会儿吧！……累是累，不能睡……天上的星星躲起来了……俺姐开门的时候星星刚躲起来。这回见面与往常不一样。当了六师交通员，才知道俺姐早就是抗联的联络员。她不联系六师，只联系军部和北满特委。俺姐说，眼下局势挺艰难，鬼子推行并屯连坐，制造无人区。咱们的队伍与民众接触更难了，补给更难了。内部的不坚定分子有的离队了，有的叛变了。六师这次在堙化城失利，就是有人被捕，经不起拷打利诱泄露了行动计划。俺姐见过那人，还是个不小的干部，参加革命比俺早三年，岁数比俺大十岁，长卦脸白白静静，挺高个头儿头仪表堂堂。俺觉得岁数比俺大、参加抗日比俺早、负的责任比俺重，怎么会当叛徒呢？俺姐说，古代有秦桧、有吴三桂，当今有伪满朝廷、有汪精卫。五个指头不一般长，人过百形形色色，出叛徒内奸没啥奇怪。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就看为了谁。抗日的人都说为救中国，为四万万同胞。有人脑袋掉了也不改念头，牺牲了也光荣。有人平时做事为救国、为同胞，遇上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就贪生怕死，就成了软蛋。有人嘴上为救国、为同胞，实际做什么只为自己打算。这种人参加抗日是要出人投地，骨子里天生就是孬种。越是艰难时刻，越要注意辨别孬种和软蛋。身边隐藏这两种人，队伍会随时受损失，自己也随时有危险。将来咱们胜利了，掌权了，身边也会有这两种人。

从那天起，俺知道什么是光荣了，往后就用光荣代替牺牲那个词儿了。记住俺姐的话，时时不忘识别身边的软蛋和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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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刚升起来，老干办主任便敲开了钱忠家的门。没等主人洗漱完毕，就急不可耐地问起“赵老处长”的以往和现在，显然是要寻找精神或者神经方面异常的原因和证据。

钱忠猜出这是有人授意，说话有些所答非所问。他说老科长没当过处长，连副处长也没当过。老科长1927年出生，早年父母双亡，由姐姐拉扯大。老科长十四岁参加抗联，1956年到本厅任副科长，科里人都叫他老科长。钱忠比老科长小三岁，晚六年参加革命，1958年到老科长手下当科员。1965年老科长成为名符其实的科长，他钱忠接任副科长，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本处副处长空缺。老科长反复找领导，推荐钱忠当了副处长。那时候老科长的脸还不总带着现在这种微笑，说话也不这么少，脑子可比现在灵。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职务不高威信高，管人不多管事多；不凭资历凭本分，神鬼也得让三分”。

钱忠说，1983年他当了处长，老科长还是科长。也是那一年，孙副厅长调到他们处做内勤，归属老科长那个科。1984年，老科长的职务后面加了个括弧，注明副处级待遇。1985年厅里新建的家属楼完工，确定按实职分配，括弧里的级别不算数。钱忠没要正处长房子，申请了两户副处级的，与老科长住了同楼、同层、同标准、门对门儿。直到离休，老科长的行政职务还是科长。因为资历老、任职时间长，离休后享受正处级干部待遇。1986年孙副厅长升任副处长，1991年钱忠离休又接任处长，五年后升为副厅长。老科长脸上的那种微笑，是搬进现在的住房一年后开始出现的。问一句答一句的说话方式，也是那时候形成的。这次走失之前，尽管大家觉出老科长的精神头儿一年不如一年，谁也没认为他的精神有什么不正常。至于他当年为什么出现那种微笑，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底细。

面对调入本厅时间不长的老干办主任，钱忠有两个情节掂量再三没摊牌底细。一是，昨天去风景区的路上，他和老科长商量好了，在“聚仙厅”聚餐之后坐车回厅机关，到老干办取了《老干部参考》再回家。游览过程中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午到“聚仙阁”来“与民同吃”的领导干部肯定是孙副厅长。老科长当时正全神贯注地欣赏“翠山黄叶”，听见这话马上恢复了那种微笑。二是，酝酿孙副厅长任副处长的时候，即将离休的老科长像当年推荐钱忠当副处长那样，越级找了好几位领导。那时候自上而下推行“干部四化”，本厅机关议论的热门话题是，内勤一步登上副处长，到不了世纪之交恐怕就是副厅长，以后说不定还副省长呢！赵武立听了这些议论笑而不语，私下跟钱忠说，不管谁说的，不管怎么说，政府机关终究不是剧团，革命干部终究不是演员。往下就不说了。钱忠怀疑老科长在本处前后两次酝酿副处长人选的事情上，使的不是同一种劲儿。但他知道，以相处几十年的经验判断，想从老科长嘴里得到明确答案，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钱忠能肯定的是，老科长从最后（也是最高）一位厅领导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脸面通红，挂着以往没见过的、说不清味道的微笑，而且以后在众人面前始终没变过。

钱忠没把那层鲜为人知的人际关系抖落清楚，是因为老干办主任调来时间不长，相互不太了解。人家有备而来，那就用些隐晦含混的言词来表述，让对方自己去感悟、去选择进退。

老干办主任是个聪明人，年纪虽轻，却非官场生手。弄清钱忠所说的事实真相也许不难，该不该查就得权衡利弊得失了。再往下问一句，就会触及二把手的升迁史。就此止步，“抓住钱忠不放，深入耐心地谈”的指示就不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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