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完颜杲势如破竹 宋钦宗卑躬屈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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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章、完颜杲势如破竹 宋钦宗卑躬屈膝

钦宗虽然贬谪了李纲的官职,但是磨灭不了他的抗金斗志,在贬谪夔洲的路途中他时刻挂念着朝廷的抗金大业,知道完颜晟不会甘心失败,定会集结兵马,卷土重来,他所到洲、府都要写奏折:希望钦宗皇帝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坚决抵抗,毫不妥协。只有这样,才可保住大宋江山,他还陈述了白时中、李邦彦等人对皇帝的背躬屈膝、殷勤献媚,目的则是蒙蔽皇上,其实他们就是庸碌无能之辈。他们人之士宦,却因时逐势,阿谀逢迎,平步青云,小人得志。而自己虽固守信条,不通世故,但自己不谋己利,尽忠尽责,以死报国,为何却因忠遭贬。他意识到自己遭贬谪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性格所至,二是朝廷宵小所为。他的这番直白是多么希望钦宗能给他一个改正缺点,忠心报国的机会呀!哪里知道,洲、府呈上之后。没有一个音讯回来,如同肉包打狗,有去无回。李纲空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抗击金兵的方韬伟略,而如今却无用武之地,只能远望东方,祈求大宋朝廷与百姓平安。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的满腔报国之志换来的却是奸佞的无情陷害,和昏君的利己苟安。他悲愤的写下“托物言志”的一首诗歌《病牛》: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宗泽在李纲贬后不久,就被李邦彦、白时中等主降派的排挤下离开了京城。前往磁州任知州,虽然遭贬,但是他力主抗金的思想不变,随时准备效命朝廷。

金国的探子将宋廷的一个又一个“利好”消息,传到了完颜晟的耳朵里。他喜颜逐开,自从宋军打败金国后,金国就没有休停地征兵练战,时刻不忘进攻宋廷,他笑大宋的皇帝个个都是忌贤妒才的昏君。而今李纲遭免,宗泽被挤。加上钦宗等人倡导所谓“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的政策,忽略了军事部署和边境防务,主战派跌至深谷,主和派扬眉吐气。报仇雪恨的最佳时机已经到了。这次依然任命完颜杲为领都大元帅,目的让他有个雪耻的机会。

完颜杲自从战败之后,引起许多金臣不满,大臣们上书金帝完颜晟要求取消他的“谙班勃极烈”称号,把兵权交给年轻人。完颜杲从不服输,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指责?强烈要求再次带兵征讨,完颜晟见他执着,勇气可嘉,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 完颜杲潜心琢磨宋军的军事部署和兵力配置,尤其是李纲和宗泽的用兵思想与作战理念。挽回自己的名声和影响。要以灭宋的事实,回应青壮派的挑战。从而证明自己宝刀不老。这次,他率金军分三路南下伐宋。西路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统领,东路由右副元帅完颜宗望统领,中路由中副元帅完颜宗弼统领,三兄弟各领兵十万,浩浩荡荡地直扑宋朝京都——汴京。

话说宋太学府的学生在陈东的带领下和将士、百姓们向钦宗力陈恢复李纲职务和惩治投降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此时的钦宗吓得要死,怕得要命。在加上将士及民众轰轰烈烈地上街游行,“抗战到底,反对投降”等口号彼起此伏、不绝于耳。钦宗迫于形势的压力,连忙撤消了白时中、李邦彦的宰相职务,拟令圣旨、速诏李纲回京。诏书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接到诏书,李纲赶忙回京,希望能解京都之围。

原来,金兵北退之后,投降派得势,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组织被投降派一一谴散,各地防务空虚,金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来到了汴京城下,宋朝中,上至皇帝下至小吏,皆是惊慌失措、方寸大乱,主和派趁机大造声势,举朝除去秦桧、蔡鞗、王昂等年轻人外,皆是投降之声。于是,在尚未攻破东京的情况下,北宋皇室就准备好了投降,汴梁下级军民却坚决要求抵抗,近三十万人决心参战。钦宗不管将士们抗金到底的强烈要求,竟然亲自到金营求降,卑躬屈膝地献上降表,还下令各路勤王兵马停止向京城进发,进发京城的将帅们要一律问斩。韩世忠和张俊等人掩面而泣,钦宗又答应金人要求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军民。他与徽宗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军见状,开心大悦,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搜刮,任意杀戮,汴梁平民遭受了巨大灾难。第二年二月,金军废宋徽宗、宋钦宗,另立宋朝太宰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金军将俘虏的两位皇帝以及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三千多人,连同大量宝物、法物、礼器、浑天仪等开始北撤。宋朝在历史上留下了这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爱国人士无不顿足长叹,潸然泪下。宗泽仰天哭泣,发誓报仇雪恨。

再说,李纲一路拼命往回赶,但还是无济于事,赶到了长沙时,北宋已经灭亡了。他仰天长叹,奋笔疾书,写下了《苏武令》: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完颜宗弼被完颜杲派去前线抵御救援宋兵,完颜杲待“大楚”傀儡皇帝登基了之后,便将宋皇室及在京部分官吏和宫室分两路押往金国。一路由完颜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完颜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十万人等北返。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又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