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第2部分阅读（1/1）

养了多少鸡说不清楚，房前的庄稼地里，屋后的竹林里，到处都跑着鸡。草屋顶上、竹蓬根里，经常能捡到一窝一窝的鸡蛋。有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母鸡从什么地方领出一窝小鸡来。秋天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我们全家老少最兴奋、最激动、最愉悦、最幸福的时刻。

秋天是大忙的季节，在农村，大人繁忙，小孩也得忙。我们一边放牛，一边到深山老林中砍藤篾，并去掉篾芯，取下篾皮，将篾皮拿回来給大人编制和修补谷箩。因为藤篾比竹篾柔韧耐磨，谷箩的四角和耳子都要用藤篾来编，这样才结实耐用。当嫩绵竹长成“一炷香”，即绝大部分笋壳都已脱落，只有竹尖上的一小段还在被笋壳包裹着的时候，大人要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拉竹麻和破扎篾。我们一边放牛，一边钻到竹蓬里，选择筒子长、无伤痕，一炷香的嫩绵竹，把它砍下来放天，等它蔫了以后，就可以用来拉竹麻和破扎篾了。竹麻可以用来搓绳子、打草鞋，竹麻草鞋既柔软又耐穿，一双可以穿三四个月。扎篾可以用来捆扎东西，最常用的就是用来捆楂把。楂把是用来熏烧田里的土垡，以增加稻田肥力的一捆捆树枝树叶和山草。每年冬季，人们都要把山上的树枝树叶和山草砍割下来，用扎篾将他们捆成一个个七八十公分粗、两米来长的楂把晒在山上。开春过后，把一个个晒干了的楂把埋在田里的干土垡下面，然后点火一烧，楂把变成了很好的肥料，当年就一定丰收。一家人每年都得砍一二十棵竹子来拉竹麻和破扎篾，一边放牛一边干，我们得干一个月左右。秋天又是农村砍柴火的季节，每家每户都必须在秋冬季节备足一年烧的柴火。煮猪食、熬盐水、生火做饭，火塘一年到头不熄，每家每年要烧1o立方米左右的柴。因此我们还得边放牛边砍柴，砍下的湿柴先堆码在山上，等晒干了以后再往家里挑。庄稼收完后，大人们又要忙着犁田耙田，把田里割了稻子后剩下的谷茬犁翻耙平，放水泡上，将谷茬沤成肥料。俗话说九月犁田好比腊肉汤泡饭，十月犁田好比开水泡饭，十一月犁田好比冷水泡饭泡死不烂。大家要抢在十月以前把稻田犁耙完，就得起早摸黑的干。这种时候，我们得把牛赶到田边地头去放，以方便大人随时换使。好在这时庄稼都已收完，在田地里放牛已无大碍。犁谷茬的时候，正是梅雨季节，成天细雨霏霏，凉风飕飕，冻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只好找个背风避雨的地方烧火烤。有一次，我因为只顾烤火，忘了看牛，父亲要换牛使的时候，牛钻到苞谷地深处一时找不到了。他气得火冒三丈，用力扭住我的耳朵说：“我叫你把牛看好你为什么不听话”我的耳朵被揪得火辣辣的疼。我记得在我一生中，父亲自己亲自动手教训我，就只有这么一次。

冬天，虽然当阳处的野草已经枯萎，但背阴处的箐沟边和树林下，仍然是草叶青青，嫩草也还不断生长出来。虽然少数树木的叶子落光了，但绝大多数树木都只落了些脚叶，山头仍然是青翠的。坝子中，水汪汪的稻田，倒映着碧蓝的天空。每天早晨，从田里升腾而起的水汽笼罩了整个坝子，不到十点钟以后不会散去。整个坝子都寂静了许多，但这种寂静预示着春天的热火朝天即将到来。

冬天田地里的活计不太多，最重要的活计是撬干田。撬干田就是每年秋后，家家都要把一部分田里的水放干，让它干到犁翻后的土垡不会散而又还能犁得动的时候，就将它犁翻过来。等到春天土垡干透了，再把楂把埋到下面放火烧，这田就不用再施肥了。家里所有的田，隔年就要被轮流放干一次。撬干田是最累牛的活，得频繁地换牛使，因此撬干田的日子，我干脆把牛放到大河边的芦苇丛里，让父亲随时可以更换着使。父亲撬干田时，我要么跟在父亲身后，在犁沟和土垡中找泥鳅黄鳝，要么拿个撮箕、揹个背箩，到水田里捞浮萍做猪食。大人不使牛的时候，我们就把牛赶上山，放到箐沟树林里，然后砍箐沟里的野芭蕉揹回家做猪食。采猪食，是我们一年到头边放牛边得干的一项活计，春天拔地里的小孬豆，夏天割山上的洋旱菜，秋天捞水葫芦，冬天砍野芭蕉，年年如此。

在农村，秋冬季节家家户户都必须砍够一年四季烧的柴火，并把它全部跳回到家里来。秋天的时候，各家各户都要在山上砍倒几棵大树，并把它截成段，破成4尺左右长的柴块，架起来放在山上晒着。到冬天，柴块晒干了，再集中力量往家里挑。每天不等天亮，母亲就煮好一锅放了红糖的米酒，我们被从梦中叫醒，每人喝上一大碗米酒，趁着浑身发热的时候，就踩着草皮地上的清霜上山了。柴山离家也就是一公里左右，每天早上我们都得从山上挑两三挑柴回来。先前是父亲母过亲挑，我和妹妹做扛，后来是我和父亲母亲挑，妹妹扛。吃过午饭，父母下地干活，我上山放牛，妹妹就去放猪。在村子里各家各户都上山挑柴的这段时间里，从村子到山上的路上，每天早上都像蚂蚁搬家一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村里的人们都把自家的耕牛视为有功的家庭成员，活着的时候处处呵护它、细心喂养它，用它来耕田犁地。死了以后，也不准别人吃它的肉，也要将它好好埋葬。伯父家那头牛，已经养了二十多年，给伯父家耕田犁地十七八年，实际上让我放它以前就已经拉不动梨了，但伯父伯母仍一直精心地喂养着它。在我放它的第二年，有一天突然跌倒在一条深深的土沟里起不来了，伯父伯母知道以后便马上跑去看它，看见它躺在深沟里挣扎着，怎么也爬不起来的样子，伯父伯母都伤心的落泪了。伯母拔了些青草放在它嘴边，并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它身上。过了两天，这头拉断了无数耕索的老牛，口含青草泪淋淋的离开了人世间，伯父伯母给它身上盖了床被子，用黄土深深地把它掩埋了。以后我的牛群里少了一头经常把我驮在它背上的老牛，我心里也如丧考妣似的难过了很久很久。

我是象山、大村和孔家村放牛的小孩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以我的个子，根本爬不到牛背上去。我每次骑牛的时候，都是就着高一点的土坎爬上牛背去的。从五岁半到九岁这三年多时间里，我可以说是骑在牛背上一天天长大的。在三年半的放牛生涯中，我天天满山奔跑，摸爬滚打，风里来，雨里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一身汗水，一身黄泥。放牛是我人生的开端，也是我劳动的第一课。小小的年纪，艰苦的劳动，培育了我顽强的生命力和生活能力，培养了我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对我一生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求学记一

在里崴区中心小学

里崴解放不久，我们村里就办起了冬学班，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大家一起坐在用竹子和茅草搭建的大棚里，利用旱季的晚上，扫盲学文化。吃够了不识字的苦头的人们，参加扫盲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一吃过晚饭，大家就抱着一尺见方的小黑板，提着小凳子，来到冬学班学写字认字。我们家里，父亲过去帮人赶马，不但走遍了省内所有地方，而且还到过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走南闯北二十多年，早已认识和会写许多字，大体上达到了小学水平。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只有母亲和我，母亲牵着我去上冬学，和我共用一块小黑板，她把小黑板放在自己的双膝上，让我坐在她左面，和她一起在小黑板上一笔一划地跟着老师学写字。她在小黑板的右边写，我在小黑板的左边写，她写得慢，我写得快，她写的工工整整，我写的歪歪斜斜，等她写好一个，我已经写好两个了。她一边笑着夸我写得快，一边要我写慢点、写好点。第一年学完，经过考核，我的成绩是识字15o多个，会写12o多个，成绩比母亲还好。第二年，母亲看我读书识字的兴趣浓厚，学习认真，自觉性高，可以独自去参加学习了，就说因家务忙，她不再带我去了，让我自个去学习。

我喜欢读书识字，其实还另有原因。我父亲在外帮人赶马二十多年，不但识得些字，而且还不知道从哪儿学会了一套请神送鬼的小把戏。回来以后，村里村外，哪家有人生病了，都会提着点东西来求他去帮请神送鬼。他藏有两本书，都是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白绵纸上的。一旦有人提了东西来求他，他翻开第一本书，一边让来人报出病人的生辰八字、得病时辰、大体症状、得病之前去过些什麼地方等情况，一边根据来人报的情况，翻书查找生病原因，并且捧着书本念给来人听。不论什么样的病人，从书上查到的病因大体都是一样的，就是各种鬼魂缠身。天打雷劈死、火烧水淹死、山坍树压死、勒脖上吊死、刀砍枪杀死、饿死撑死、老死病死什么样的鬼魂都有。因为是书上写的，人们都比较相信，因为是翻书瞧病，人们都把找父亲看病叫做是请父亲“翻书”。接下来，父亲翻开第二本书向来人交待，要送走病人身边的鬼魂，需要从天上地下各路神仙中请来哪些神仙，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那一天请送最好之类的事情。要准备的东西大多是公鸡1只，土纸1刀，黄纸、绿纸、白纸、花红纸各5张及香烛茶米等。请送的时间一般都在一街里崴街空五赶六，一街为6天之后，以便人家准备。到了请神送鬼的时候，父亲总是要带着我一起去，目的到底是为了让我也享用一顿美餐，还是学他的把戏，我不大清楚。父亲帮人请神送鬼都是吃过晚饭后去，一进病人家门，他就首先就忙开了，他要把土纸打成纸钱，把花红纸剪成各式各样的小旗子，用其它纸剪出许多花花绿绿的牛马小人，并在上面写上字、画上画，粘在竹签上，插在米筛的周边。然后再在筛子里摆放些食物果品、酒水纸钱之类的东西，这样一个请神送鬼的筛盘就做好了。点上香烛，父亲将一道符咒烧入清水碗里，左手端一碗水，右手拿一炷香，走入病人房间高声吟诵道：“一进门来看四方，看见病人睡高床”请神送鬼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先是点名道姓地敬请各路神仙率刀兵3千万到场，驱鬼保佑病人平安。然后只见父亲含口咒水往空中一喷，并大声说“此水不是凡间水，是太上老君赐我的神仙水，一喷天开，二喷地裂，喷人长生，喷鬼罪根消灭”便开始驱送鬼魂。其实台词都是写在书上的，父亲只不过是把它背诵一遍罢了。仪式过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结束时，将公鸡杀死，滴些鸡血在筛盘上，端到村子外面烧了也就完了。最后剩下的就是把那只鸡煮了来吃，至于请神送鬼和病人的病情好坏有什么关系，只有天才知道。父亲这一手在当时还很吃香，每月少的时候吃一两只鸡，多的时候可以吃三四只鸡，加上人们上门时提来的东西，不管是一升米还是一斤肉，一斤糖还是一斤茶，都很实惠。我认为有这样的好处都是因为于父亲识字，知道的东西多，能写会画。我也要好好读书识字，将来比父亲强。

在我们家里，父亲和母亲都说：“小猪要挠，小娃要夸”。冬学班第二年，我的成绩达到了识字3oo多个，会写2oo多个，不但在冬学班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而且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也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夸我听话，聪明好学，记性好，是块读书的料。就这样我一边放牛，一边上冬学班学习，到了第三年，也就是我上小学的当年，我已经识字5oo多个，会写4oo多个，父亲那两本书上的字，大多数我都会读了。父亲母亲都认为不能再让我放牛了，这样会耽误我的前程，应当送我到学堂去念书。父亲捧着写有我的生辰八字的一张纸对我说：“你看，你是乙酉年8月28日生的，属鸡年鸡月鸡日生，只是出生时辰是卯时而不是酉时。如果你是出生在日落时而不是日出时的话，你就是乙酉年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时生的，是4个乙酉，你就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不过3个乙酉也不错了，男孩子带三个乙酉，是写字作文吃饭的命，至少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你现在已经9岁，不能再耽误了，今年开学的时候就让你到学堂去读书。”知道我是靠读书谋生的命，很快就能到学校读书，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连续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1954年9月1日，我进了里崴区中心小学一年级读书，正式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我进校的时候，二姑家的三表姐带着她弟弟和我同岁但大我几个月的表哥，已经在读三年级了。三表姐要比我和表哥大四五岁，我进去以后，二姑就让三表姐领着我和表哥两个一起上学，一起吃一起住，由她照顾我们的一切生活起居。里崴中心小学在里崴坝子东边的草地村，设小学16年级6个班，有七八个老师，能容纳在校学生25o人左右。学生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的都有，也有2o岁左右的小媳妇。学校建在草地村后面的小山包上，有前后两栋、两层楼的教学楼，两栋教学楼之间，有一个大院坝，四周都长有高大的乌桕树，除供同学们平常玩耍之外，也作操场用。前面一栋教学楼，从一楼正中间开了一道大门，门后面的通道中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师生们就从桌子两边进出学校。大门上面一间是男老师宿舍兼办公室，两头的一二楼各为1个教室，共4个教室。后面一栋教学楼，一楼正中间是男老师宿舍兼办公室，两边是男生宿舍。二楼正中间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两边各是1个教室。院子南面有1栋干打垒的茅草房，也是男生宿舍。院子北面有围墙，围墙外面是一块桐籽树园。后面一栋教学楼的背后，是这个小山包的最高点，上面长着一棵百年以上的古榕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榕树后面，有一座以前的文庙，大殿的门窗和塑像都已经全部拆除，学生们就在大殿里沿墙根支锅做饭吃。两边的厢房，楼上楼下都是女学生和女老师宿舍。住校的学生，每天上午和下午下课后，都得自己煮饭吃，因此每个礼拜天，每个学生都要从家里揹上够吃一礼拜的大米和油盐酱菜回学校。至于烧的柴火，都靠自己到附近山上去捡。大殿里三面的墙根上，都一字排列着用三个石头支起来的小灶，旁边放着煮饭炒菜的锅和吃饭的碗筷，墙上靠着装满水的大竹筒。每天上午和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学生们便一起拥到大殿里生火做饭。一时间，劈柴生火的、放倒竹筒倒水淘米洗菜的，你推我挤，乱成一团，使整个大殿变得乌烟瘴气。

每天早上，表姐都是不等起床号响就起床，她总是把洗脸水烧热了，才把我和表哥从被窝里叫醒，让我们去洗脸出操。每天上午和下午一上完课，她又要忙着去生火做饭给我们吃。我和表哥下了课就到处玩耍，经常在大榕树下荡秋千，一直玩到表姐做好饭来叫，我们才去吃饭。表姐实在忙不过来时，也会叫我和表哥每人扛着个1米多高的大竹筒，到四五百米外的小河里去抬水。我们都还没有竹筒高，扛一竹筒水回来，半路上还得放下来歇歇气。有时在路上摔一跤，水都泼光了，又得重新回去抬。晚饭过后，表姐带着我们去捡柴火，捡一次只够烧两三天，每个礼拜得捡两次。有大姐姐领着读书是很幸福的，学校里像这样姐姐带弟弟上学的有好多家。

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差，课桌是用一块木板钉上四条腿做成的，没有油漆。粉笔完全靠老师和学生一起到山上挖来生石膏，烧熟后，碾成粉、打成条，晒干了用。黑板也是用木板做的，由学生们用墨蘸水在上面磨黑了挂在墙上使用，每学期都得在上面磨一两次墨。一年级学生，每人就读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语文第一课是：“开学，开学了”第二课是：“老师，老师教我们，我们听老师的话。”算术首先是学习读写o9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学习加法、减法。里崴当时还没有铅笔和练习本，我们都用砚台磨墨，毛笔写字。后来改为使用墨盒，把墨敲碎放到一个小方盒里，用水泡化，上面盖上丝棉或棉花，打开盖子就可以用，用完了盖好盖子，干了加点水，淡了添点墨，可以长期使用，方便多了。练习本是我们自己用白纸裁了装订出来的，大的小的、横的直的，五花八门。学校规定，除礼拜六之外，每天都要上晚自习，4人一组，把两张课桌并拢在一起，桌面中央放块瓦片，在瓦片上点亮松明火把，大家就借着松明火把的亮光念书自习。由于我有冬学班的学习基础，学习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始终走在全班同学的前面。

1955年，学校里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我因为各方面表现突出，不但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而且当上了全区八所小学的少先队总队长，臂章上是三条红杠，同学羡慕，父母自豪，我也很得意。从此，什么活动、什么好事都少不了我的份：街天上街宣传演出和节日联欢演出一次不落，到昆明参加省里的少先队员夏令营活动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有我的份，学校每年减免两三个学生的学杂费，也从来少不了我。学校教导主任李中鼎老师是我们少先队的总辅导员，他带领我们把少先队活动搞得非常活跃。他领着我们排练了唱歌、跳舞、诗朗诵，说相声、演话剧、打快板等各种文艺节目，每逢街天都要上街搞宣传演出，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全区少先队员大联欢。在话剧我们都有一个志愿里，我演解放军战士，表哥演挖煤工人，另一个同学李应忠演农民，我们端着枪、举着镐、扛着锄头，在舞台上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演的活灵活现。语文课本里有篇叫两封信的课文，中间写到了首都北京的少先队员们，在北海一边划着小船，一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幸福场景，让我们羡慕极了。我们这里没有北海公园，没有小船，过队日的时候，李老师就把我们带到山上去搞营火晚会。象山村后面的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平坦的草皮地，周围长满了树，是野营联欢的好地方。一个夏天的周末，李老师带领我们全校少先队员，揹着行李，扛着队旗，爬上象山来到了这里。我们捡来干柴，在草地中央燃起熊熊篝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玩得可高兴了。当我们大家一起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的勘探队员之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贴在教室黑板头上那幅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勘探队员，扛着三角架，顶风冒雪，站立在高山之巅。我突然萌发了将来一定要当一名勘探队员的念头。当我们大家一起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首都北京的少先队员们在倒映着白塔和绿树红墙的碧波上荡舟的情景，长时间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一直挥散不去。我想我将来长大了，如果哪一天能到北京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北海划船，去看绿树红墙和美丽的白塔。我们唱啊跳啊，快乐极了，直到深夜12点，才在草地上铺开蓆子睡觉。

1957年的暑假放得特别长，放假时县里通知里崴1所高小、7所初小的全体老师都必须集中到县里学习，一个也不许少，学校由高年级的同学分组值班守卫。到了正常开学的时候，我们到学校一看，除了值班的同学之外，一个老师也不见。院子里落满了乌桕树的枯枝败叶，雪白的乌桕籽和果壳铺满了院坝。听值班的同学说，老师们都还没回来，什么时候开学也不知道，让我们回家等候通知。过了半个月，我们又到学校去，情况仍和原来一样，我们也只好回家耐心等待。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才接到学校开学的通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疑惑不解的回到了学校。回校后大家都惊呆了，原来的老师只回来了一半，而且听说有的马上就要调走，好多老师都是新调来的，而且有的还只是聘请来代课的。后来才慢慢知道，在这个暑假里，全县的老师都被集中到了县里搞反右派斗争，先是发动大家搞大鸣大放，给各级领导人提意见，叫什么引蛇出洞，然后给提意见的老师扣上右派分子帽子，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们进行专政劳改、开除遣送、监督改造等不同的处治。里崴区共有十五六个小学老师，在两三个月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抓起来劳改的、开除遣送回家的、调离原学校到新的学校监督改造的，就有七八个。这些老师，平时对我们就像父母一样，思想上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学习上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有个老师叫李德文，被抓去劳改，听说在县城被用枪押着扛木头盖大礼堂。他是里崴文仆村一户富农人家的儿子。他被划为极右派抓去劳改，除了他对领导人不满，提了不少意见之外，恐怕与他的出身也有很大关系。还有我们的教导主任陈妹尘，个子瘦小柔弱，说话轻声细语，时常戴副眼镜，皮肤白皙细嫩，是个十足的“奶油小生”，但对学生特别的好，在学生中威信特别的高。记得有一回下了晚自习，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无辜地挨了高年级同学的打，气得一个人坐在大榕树下哭泣，不愿回宿舍睡觉。他知道后就跑来劝我回去睡觉，左劝右劝，我死活不肯回去，他就干脆把我抱回他的宿舍，让我在他床上睡了一宿。这次他也被戴了右派帽子，调往景东县安定小学，边教书边接受改造。他走的那天，全校学生都跑出教室，哭哭啼啼的来给他送行，一直送了两公里，他也激动得哭了起来。而那些被开除回家的老师，我们连最后的一面也没见上，只见有人来学校取走了他们的铺盖行李。由于师资不足，学校只有聘用部分代课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姜功辅，就是一位代课老师，一直教了我们近两年。当时，里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广播电视，当月的报纸要下月才能看得到。右派分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从后来老师教唱的讨伐右派的歌曲中知道的，那歌曲唱道：“右派右派，妖魔鬼怪，推涛作浪，要想上台，是白说黑，是好道坏，混水摸鱼，心肠太歹。大家起来，揭发右派，团结一致，反击右派”然而在我们心目中，这些像父母一样教我们做人、教我们读书识字、关心我们冷暖的小学老师，怎么会是要想上台的妖魔鬼怪呢，我们那时根本无法理解。

1958年，当我念完四年级的时候，表姐表哥都小学毕业走了，表哥考进了镇沅县第二中学读初中，表姐回家务农。这时我已经满了12岁，从我们村到学校也就是两公里左右路程，每天起早摸黑地从家里到学校来回走四趟已不成问题。就从这时起，我不再住校了，成了一名走读生。走读比住校艰苦，不但每天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走四趟，而且要过勐统河，走坝子中的田间小路。夏天雨水如麻，田埂小路泥滑路烂，经常摔到水田里，。弄得浑身都是泥水。有时河上的竹桥被水冲垮了，还得凫水过河。冬天的早晨，路边的草皮地上都铺了一层白白的腊面霜，我们也只能穿着单衣单裤，光着脚板去上学。为了取暖，一般同桌的两人都有1个共用的火盆，一人一天，轮流着提。我们平常就注意把家里煮猪食的时候灶窝中那通红的木炭用水浇灭，积攒起来，轮到自己提火盆时，就将木炭放进火盆里，点燃后提到学校去，放在课桌下面，两人共同取暖。并且大家还会带上些红薯、马铃薯之类的东西去，放在火盆里烤着，课间休息时作早点吃。老师们对我们这些贫苦农村的孩子也都很宽容，课堂上面只要你认真听课，不吃东西，不讲小话，一般都不说你什么。

我读小学那些年，是里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几年。195o年1952年是国家经济恢复时期，里崴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成立了农业互助组。1953年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搞农业集体化，把刚刚分给农民两年的土地又集中起来，收归集体所有，耕畜农具作价入股，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生产，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政俯就像猴子手里剥椎栗那样，动员农民把土地、耕畜、农具交给合作社统一生产经营。刚吃上几顿饱饭的农民，可以说是一百个不愿意。1958196o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成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提出超英赶美，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农业生产卫星。当时人人都会唱的歌就是“拿出革命干劲来，拿出革命干劲来，我们快马加鞭跑得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踢开困难，排山倒海，咱让那工业农业大跃进，咱让那社会主义鲜花处处开。”这场瞎干蛮干，不但没有达到大跃进和超英赶美的目的，而且造成了以后三年全国6亿人饿饭，千百万人死亡的严重恶果。在这场唯心的，违背主客观条件的、违背科学的、不进而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被卷了进去，停下课来参加各项生产劳动，荒废学业。这是在我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学生停课搞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件事情是让人经久难忘的。一是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二是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这些幼稚的做法，后来都成了天大的笑话和不得不草草收场的闹剧。

那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公社所有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人小孩都到公共食堂去吃饭，饭菜不限量，敞开肚皮吃，而且在公社范围内，哪个食堂你都可以去吃。我们每个人课桌的抽屉里都放着个土大碗，大家还在上着课就注意听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子哪个村子猪叫，听到哪个村子猪叫，下了课就抬上土大碗往那个村子跑，基本都可以吃到肉。公社经常会分派学生去挑粮食，从这个生产队食堂挑到那个生产队食堂，或者到各生产队去挑公余粮到公社粮管所，还有就是分派学生到山上去扛公社盖房子用的木料。在我们挑粮和扛木料所经过的路上，生产队食堂都会派人挑着一包包用芭蕉叶包好的糯米饭，守候在路边等你来吃。吃饭不要钱，人们都以为真的来到了。生产上，则搞大协作式的劳动，把这个村的人统统赶到那个村的田地里去干活，把那个村的人统统赶到这个村的田地里来干活，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走路上。而且几百人同时在一块地里干活，窝工浪费根本无法避免。记得有一次，让我们学生也去参加薅秧，一小块田里下去了几十人，一个挤一个地抢着往前薅，我们学生不要说下田了，就是从田埂上跟着跑也跟不上。实际上，人们只是用脚把杂草胡乱踩了下去，人刚走过去，杂草就立起来了。四年级以上的学生，还被派到一二十公里远的山上去劳动，让我们大家都揹着铺盖行李，先是到东面的山顶上去参加副业生产，我们的任务，一是揹上背箩，满山遍野地去割野姜苗，揹回来放到大锅里煮成人造棉；二是满山遍野地去割扫把茶，揹回来用甄子蒸溜芳香油；三是满山遍野地去剥橄榄树皮，揹回来放到大锅里熬烤胶。后来是到西面山头上去收包谷，包谷是刀耕火种的，包谷地里还躺有烧焦了的树桩和树干，哪里碰上它，哪里就被抹得黑漆漆的。地里还长满了大荨麻，皮肤一旦碰到它，就会被刺得火烧火燎的疼。我们都是白天黑夜地干，白天把包谷棒子掰下来，堆在地边的空地上，夜晚借着月亮和星星的微弱光线，再一挑一挑地往回挑。我们在包谷地边烧起大火，困了就在火塘边上睡一会，饿了就烧包干包谷嚼嚼。山上吃的粮食，只有包谷、苦荞和草籽，包谷、草籽难吃，苦荞更难吃，做成粑粑吃是越嚼越苦，蒸成荞饭吃是一放进嘴里就满嘴跑，团不拢来往下嚥，一到吃苦荞饭，许多学生就要淌眼泪。当我们从西山收包谷回来的时候，坝子里大片的稻子都已经枯倒在田里，能收回的不到百分之五十，简直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收了苞谷，丢了大米。

由于生产倒退，粮食大面积歉收，再加上放开肚皮吃饭，不到一年全公社的大米就基本吃光了。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就不能再敞开肚皮吃了，按老人、小孩和青壮年劳力分别进行定量吃饭，而且要粗细搭配，这个队的人也不能再到那个队去吃了。怎么过了还不到一年就不过了社员们都感到十分不解。食堂里先是把剩余的大米和包谷、红薯、蚕豆、豌豆、荞麦、南瓜等杂粮混在一起做给大家吃，后来没有大米了，就只好净做杂粮给大家吃。再到后来，连杂粮也不多了，就把杂粮和黄金薯、马尾根、鸡嗉子果、象皮树叶、红薯藤、细芽菜、茨菇菜、鸡下巴菜等野菜野果混在一起做给大家吃。最后是杂粮也没了，就光吃野菜野果。有人受不了发牢马蚤说“生产天天干，天天喝稀饭。活计天天做，天天都挨饿。”“鸡嗉子果当饭吃，不仅拉不出屎来，而且早上起来天旋地转，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用说，他马上就被送到公社“学好队”，由民兵用枪押着劳动改造三个月。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一饿饭的年代里去世的，去世时只有5o多岁，如果不是没有东西吃，父亲是不会那么早就去世的。我清楚地记得，1959年的一天，父亲在耙田时，因吃不饱饭，体力不支，从踩耙上一脚踩滑跌倒在水田里，因此而感冒便一卧不起，直至196o年8月去世。在父亲生病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但没能进行医治，而且从196o年开始就天天饿肚子。虽然生产队给了父亲特殊的照顾，由食堂每天退给父亲二两米，也就是说，父亲每天只能喝到二两米的稀饭，病怎么能好呢为了让父亲能吃上点有营养的东西，我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到河边去钓鱼摸鱼，到水田里捉泥鳅黄鳝，到山上支扣子套斑鸠野鸡，妹妹则到水边捉青蛙，抓到什么都给父亲一人吃，母亲、妹妹和我，仍然吃公共食堂。到了1961年，公共食堂完全成为无米之炊而停办了，人民公社这个超越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早产儿，在千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也就名存实亡了。

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破坏生态，不但厂矿机关学校的铁门铁栏被拆了去炼钢铁，就连老百姓家里烧水做饭的锅，也被统统收去砸了炼钢铁。农村到处土高炉林立，用风箱鼓风，用木炭炼铁，为了做风箱，老百姓家里的鸡都被拔光了毛，光秃秃的在地上跑；为了烧木炭，满山的大树都被砍光了，山上只有裸露的土壤和岩石。我们四五六年级三个班的学生，是在东山顶上搞副业生产时，被直接抽调到勐统河的上游，坝子北面一个叫靛坑河的深山里去参加大炼钢铁的。勐统河从大山上流下来，河水洁白如玉，清澈见底。到了靛坑河这个地方，河两岸的青山闪开了七八百米，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盆地，恰似当地老百姓染布时沤制染料的靛坑，故名靛坑河。过了靛坑河，两岸的青山又靠拢来，形成一条好几公里长的峡谷。周围的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大森林，在这里炼铁，燃料完全没问题。靛坑河周围的山坡上，有几个村子，东面的村子叫长坡林，我们就被安排住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任务是挑炭，把烧好的木炭从山上挑下来，堆在高炉旁边。我们一大早就起来上山，满山遍野的去找炭窑，找到了已经熄火冷却的炭窑，就扒开窑门，取出木炭，再把它挑到河边高炉旁。我们到靛坑河的时候，靛坑河这个没有一间厂房的露天炼铁厂，已经从四面八方调集了男女老少五六百人，有一座高炉已经点火，还有一座正在建造。大多数人都被派到五六公里外的地方去挖铁矿石，并负责把铁矿石挑回来，其余的人负责烧炭、挑炭和建造炉子炼铁。已经点火的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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