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16部分阅读（1/1）
绝顶，他在刚才那样慌乱的情况下还能迅速地把事情想得如此透彻：在通天湖杀人事件中，林星所能告发的，只是李大功和他吴长天，如果他们自取灭亡——凶手杀了主谋者然后自杀——那这桩凶案岂不是可以圆满告破了吗？！没有人会再追究到郑百祥的头上。这些吴长天也想过，但他的下意识里，还冷藏着多年以前积存下的那一点道德，所以他注定就不能有郑百祥这样迅速和残酷的决断。人和人真是不同的。他依然不想再憎恨谁，不想憎恨一切人。在等候死亡的短短的瞬间，他脑子里飞速闪过的，是二十年漫长的光阴，是从那个破败的小厂一起走出来的每一个伙伴，每一个不眠之夜，每一个疲惫不堪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个记忆犹新的场面和面孔，他们组合在一起，扑面而来。他微微地笑了，他仿佛又听到了儿子吹奏出的美妙的《天堂之约》，那深沉宁静的旋律给了他最后所要的归宿和告解，而郑百祥变形的唠叨还在企图破坏他此刻想要留恋的一切：
“老吴，是你说的，咱们中国人的本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对不起你了。”
这就是吴长天人生五十年，所听到的最后的语言！接下来他的眼前火星一闪，额头上像被重锤用力地敲了一下，世界顿时一片黑暗。没有痛感。
这个清晨正是一九九九年七月的最后一天，人类并未如预言般地毁灭。太阳照旧在这条黄土毕露的河谷里，朝气勃勃地升起来，并且投给吴长天最后的一瞥。
整整一天，吴晓没有回家，雨停之后，林星几次站在街口去等他。她急于告诉他公安局那两位便衣警察对她说的那些话，在中山公园的荷花水榭，他们对她说的关于人的良知和法律责任的那些话。
她不知道告发了李大功是不是就等于告发了吴长天；她不知道她这样做吴晓是不是会生气的。吴晓的沉默始终让她心悬在喉，她猜不出他是自己悄悄找他爸爸去了还是有意躲着不肯回家。
吴晓很晚很晚没有回来，半夜里林星蜷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她惊惶地发现，吴晓不知何时肯定回来过。原来放在床上的那件上衣外套已然不见了。她跑出去呼他，他不回。他们从相爱到结婚有半年了，她一直以为自己和吴晓早就天经地义地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可到今天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他！
那吴晓了解她吗？
她给他乐队的哥们儿打电话，问他们吴晓在哪儿。乐队的哥们儿说不知道，昨天吴晓就没来。从林星的语气上他们肯定知道她和吴晓之间发生了不快，他们问林星怎么啦，你们是不是吵架啦？林星说不是不是我有个急事要找他。
她真想到大街上去找他，可到哪儿去找呢？北京城这么大！而且，她不敢再离开家了，怕吴晓万一再回来，再阴差阳错地走了两岔。果然，到中午吴晓回来了，像一宿没睡似的，脸上很脏，双目赤红。他一进屋林星就感觉有点不大对头，她从未见过吴晓有如此难看的脸色：不笑、不怒、不言、不语，像是要哭，却没有眼泪。
她心碎地问：“吴晓，你这一天一夜上哪儿去了，我真的急坏了。”
吴晓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她问了半天他才出声。他的声音不知怎么变了形，他的语言犹如一个疯人混乱的自呓，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林星全身颤栗！
“我去找我爸了。昨天下大雨……我爸约我今天早上到大河滩去，去找他，他说今天要我陪他去一个地方……那大河滩，我小时常跟我爸去玩儿的，他总爱在那儿开车……在那儿开车最开阔了。我就去了。大河滩上的太阳特别特别的，漂亮。我爸已经在那儿了，我看见了他的车，就停在那儿，那儿除了太阳什么都没有，只有两辆车，早就停在那儿了。我去找我爸，我说爸你在这儿吗……”吴晓抽泣起来，抽泣得几乎说不下去了，“他在，他在车子里……他叫我去的，他本来说叫我陪他去一个地方的。他肯定不想死，要不然他不会，不会不跟我说再见的……”
吴晓双手掩面，压抑着汹涌的泪水。林星吓坏了，她隐隐听懂了他的呓语。那一刻她恐惧得全身麻木，她觉得她和吴晓，他们的家，已经走上一个即将崩塌的悬崖。
她隐隐听懂了可她还是要问：“吴晓，你说什么？你说你爸怎么了？”
吴晓泣不成声，林星上去抱他，他躲开了。他哭着说：“你为什么要害他！”
林星也哭了，“吴晓，我没有，我没有害他，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透过眼泪，林星仿佛看见，在她和吴晓之间，正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地缝。她同时听到，地缝裂开时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她的身心，恐惧到极点。那声音越来越大，把她从麻木中震醒，她听出原来是有人敲门。
他们都忍了哭泣，在敲门声中木然地站着。还是林星首先擦干了眼泪，手脚迟钝地把门打开。她还没有反应出是怎么回事，屋里已经进来了好几位从未见过面的持枪的警察。
警察对着满脸是泪的吴晓问：“你叫吴晓吗？”
吴晓不答，直瞪瞪地看他们。
警察也不再问，宣布道：“现在你被拘留了！”
林星一阵嗡嗡的耳鸣，几乎站不稳脚跟，“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拘留他？他怎么啦，他犯了什么法？”
她被警察挡在角落里，她看见他们在桌子上展开了一张小小的拘留证，让吴晓签字按手印。她惊呆地问吴晓：“吴晓，你到底怎么啦？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吴晓没有理她，弯下身子机械地签字画押。她挣扎着扑上去想阻止他，“吴晓，你不能随便签啊！”警察拽住她，冲她喝道：“哎哎，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你配合一下，妨碍公务是犯罪，知道吗？！”
她眼睁睁地，看着警察们带走了吴晓。她要跟他一起走，但被警察拦住了。她问警察：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呀？没人回答她。看着吴晓被他们押上汽车，她下意识地叫他：“吴晓！”吴晓没有回头，也没有给她留下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警察的车开走了。围观的人都瞪着眼看她，她在数不清多少道目光的尾随下，跑到电话亭给那个老便衣打电话。老便衣听了她语无伦次的求救之后，平静地说：“你来一趟吧，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她当街叫了车，去找老便衣。老便衣上班的地方她是去过的，那地方和司机一说都知道。在一间接待室里，她见到了老便衣和他的年轻搭档。他们的神态和以前一模一样，老的和蔼可亲，小的不苟言笑。
老便衣先说：“你做得很对。看来我的话没有白说。”他拿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金戒指，给林星辨认，“是这个吗？”林星点头。他便微笑着说，“谢谢你啦。”
林星对这位老便衣寄予了无限期望，她急不可待地想把情况告诉他：“吴晓给一群警察抓走啦，您知道吗？您能告诉我干吗要抓他吗？就因为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他天天和我住在一起，他爸爸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的。”
她的话立即被那位小警察记在纸上，她看见了可是她不怕！老警察心平气和地问：“我问你啊，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的事儿，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林星说：“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m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老警察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林星脑子都乱了：“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老警察用微笑缓解她的紧张：“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林星说：“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小警察记录之余，还抬头插嘴：“你们劝了吗？”
“我们第二天找他爸爸去了，可没找着。你们那天早上不是在他爸爸的公司看见我们了吗？”
这次小警察做完记录，居然还表示负责地把记录拿给她看，“你看我记得对不对？对，你就签个字认可一下吧。”
林星签了。她说：“我签了他就能出来了吗？”
老警察说：“小林同志，有些情况，你不一定清楚。我想你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你爱人吧。”
林星从老警察严肃的态度上，预感到事情已很难挽回。她哭了，有点语无伦次：“他到底怎么了？难道我找了你们，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你们反倒来抓他，那干吗不一块儿把我也抓走呢……”
老警察说：“这是两回事。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举证义务，我们当然表示感谢。但是那天我也跟你说了，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多复杂的案子。那个阿欣，她死的时候身上裹着的毛毯和绳子，我们已经查到出处了。我们上次拜访吴长天的时候，还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巨额的银行存款利息清单，这说明他这几天真是取了不少钱啊。还有，李大功杀刘文庆，他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吧……这案子有那么多的物证，又有完整的犯罪现场，所以要查清楚并不难的。而且所有的疑点从一开始就都指在同一个方向上。你就是不检举凶手，这个案子也不会拖得太久。”
林星对这些分析已经不感兴趣了，她从老警察和小警察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能救出吴晓的希望。后来他们又对她谆谆开导了些什么话，她一点没听清楚。不知怎么就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公安局。站在大街上，看着远处的晚霞，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她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
她懵懵懂懂地，在街头流浪，漫无方向，直到天黑之后才擦干眼泪。她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吴晓这时候是最需要她的。她不能一味悲伤，她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救出吴晓！吴家的权势和影响已经和吴长天的生命一起突然中断，连回响余音都戛然而止，要救吴晓只有靠她一人！
信念让她把痛苦抛在脑后，她去找了天堂乐队的哥们儿，求他们救吴晓。乐队的人听了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眼里，吴晓一直是个少言寡语无是无非的小弟弟。乐队的哥们儿个个奉公守法谁也不接触公安局的人，不认识法院检察院的人，整个天堂乐队过去只有吴晓一人攀得上权势二字。
林星又去找她的老师，找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向他们哭诉，但每个人都是万分同情爱莫能助。林星是个孤独惯了的人，从未和谁有过铁杆的交情，她那几天急不择路地到处奔走呼号，却找不到一个能够拔刀相助的朋友。她甚至硬着头皮去了长天公司，但没人愿意和她谈这件事。她直接闯进了现在主持公司工作的副总裁郑百祥的办公室，几乎要给他下跪，也没有用。郑百祥过去在吴长天面前是何等的忠诚恭顺啊，林星是亲眼见过的，现在却是一派公事公办的官腔。而且在他们谈话时还故意叫了两个干部在场，避嫌似的。他说吴长天父子的问题，公安部门正在调查，现在我们无权说话，不能干预司法。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吴家父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林星这才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世故，才懂得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几天之前，吴长天这个名字在这个集团公司的上上下下，还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因此她想，在做人的本质上，他们比她还要孤独呢，因为他们已不能够真心地去爱什么人，已不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什么人做出牺牲。她比他们要充实和幸运多了，因为至少她心里还有个吴晓，还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她给吴晓送去了换洗的衣服，送去了他爱吃的东西，还送去了钱。除了吃的东西，拘留所的警察都答应替她转交。但第二次她再去的时候，警察把那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地退给她了。退给她的理由很简单：是他自己不收的。
“他为什么不收？”林星问。
“这我们不知道。”警察答。
“他知道这都是他家里给他送的东西吗？”
“我们说了，他不收。他说他没家。你是他什么人？是姐姐还是妹妹？”
“我是他爱人。”
警察上下打量她，对她的年龄有些疑问：“你们已经结婚了吗？还是在谈朋友？”
林星没有回答，她抱着吴晓的衣服，回了家。回家后，还是抱着这些衣服，一个人哭。难道他还在恨她吗？还不能原谅她吗？这是林星最最害怕的，这个打击她承受不了。
在这天的晚上，她发起了高烧，她已经好多天没去做透析了。也没有认真吃过一顿正规的饭。她躺在床上全身剧疼，心里朦朦胧胧地，想着就这样让自己死了吧。可她扔不下吴晓啊，她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再见到他。于是她滚下床，一步一晃地挨到楼下，坐在马路边上叫出租车。出租车都不敢拉她。路过的人都绕着走，绕着看她。终于有个老头儿过来问你怎么啦，她哑着嗓子拼尽全力才说出话来：“我病了，想去医院……”老头儿这才张罗着拦车子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她没死。她在医院躺了好多天。还是肾的毛病。
除了天堂乐队的一个钢琴师外，没人来看过她。那钢琴师是乐队里年纪最大的。他和鼓手一起托了关系去看守所见了吴晓一面，给他送了些东西，然后带了些吴晓的情况到医院来见林星。他说吴晓在里边挺瘦的，但没生病。可能最近就要开庭审理他的案子了，他自己没请律师，法院就给他指定了一个。听那律师说，吴晓的罪名是“包庇”。
林星问：“你们给他送什么东西了？”
钢琴师说：“衣服，吃的，还有一千块钱。”
林星问：“他收了吗？”
钢琴师说：“吃的警察不让收，衣服和钱他都收了。”
林星愣愣地，半天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她问：“吴晓，他问我了吗？”
她看着钢琴师的嘴巴，她害怕他说没有，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两个字。那钢琴师面色沉闷，目光回避，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没有。”
林星扭头看窗外，她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回答。
钢琴师也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那我走啦。”他看见林星低了头，双手掩面，想劝她，“他可能认为……他们都说……是你出卖了他。我来看你，没有告诉乐队的那两个人。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吴晓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在里边还可以，听说也没挨打。”
钢琴师走了。林星捂着脸，想哭却不敢出声。这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护士和家属，她不想让别人过来注意她，关心她。
几天后钢琴师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吴晓开庭的日期，他说你最好别去旁听了，受刺激。但开庭那天她还是从医院跑出来去了法庭。因为她特别想见见吴晓。
法庭比她想象的要小。拥挤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残缺的天堂乐队，乐队的三个人也看见了她，但没人和她打招呼。从身边听众的议论中她知道，今天来旁听的大部分都是吴晓的乐迷。
吴晓给带出来了，林星的眼睛几乎不敢看他。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剃得这么短过，毛茸茸的只剩下可怜的一层。短头发使他有一种很委屈很幼稚的样子，惟有神情老成麻木。繁琐的开庭程序之后就是公诉人宣读诉状，控告吴晓在李大功杀人一案中知情不举，并且企图协助其父逃逸，犯有包庇罪，建议法庭依法惩治。诉状之后是律师答辩，虽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但也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主要论点是被告并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观故意。接下来开始法庭调查，双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证物证。在这个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吴长天尸体上搜出一张从北京去广州的飞机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处调查时发现，购票底单上的购票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吴晓，留的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吴晓的。
这还不铁证如山吗？
林星这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吴晓。她这才知道那一天他是跑去和他爸爸单独见面了。
律师对自己的角色还是忠实的，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说明吴晓在帮他父亲买票时并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针对这个辩护，公诉人请书记员当堂宣读了公安机关的一段讯问笔录，不仅搞蒙了律师，也震惊了全场。
这段笔录让林星几乎疯了！她没有想到她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谈话，竟被制成了正规的证言，而这证言竟成为致罪吴晓的关键一环。
问：“……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答：“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m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答：“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没找到……”
林星站起来，她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她喊不出来，因为她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她脑子里轰轰隆隆地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给她打针、输液。医生问她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她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不说。
输完了液，她彻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她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她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她五十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
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她。
她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还跑得了！”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予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免予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吧。吴晓这个人，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她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急得双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车，高声问道：
“那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钢琴师平静地说：“已经放了。”
“啊？那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见他，就回家看看去吧。”
林星放了钢琴师，她疯狂地跑到马路当中拦出租车。盛夏已过，白天比过去短了。她赶到扬州胡同自己家的时候，天已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几分凉爽，但整个气氛还是夏天的。林星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的刹那心里已经有一点凉了，因为屋里没有开灯，而且静无一声。
她打开了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去卧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去看了尘封的阳台，肯定没有吴晓。她打开衣柜，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想分析吴晓是否回来拿过东西。她看到衣柜里吴晓的衣服，抽屉里他们两个人的钱，一针一线、一分一毫，全都没有动过。
她傻傻地，站在屋子里，心里笼罩了一个最痛苦的判断：他说回家，难道是回了京西别墅？
她几乎连门都没锁就跑下楼去，叫车直接奔往京西别墅。京西别墅已经物是人非，门前的气氛透着几分凄凉败落，路灯都是灭的。与不久前林星来时的境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开门的人也不是那个保姆了，换了个男的，穿着西服像个干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问你找谁？林星说：吴晓在吗？那人说：吴晓，哪个吴晓？林星指指里面：他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人好像明白了：噢，是原来那个……是那个谁的儿子吧。来了，拿了他的东西又走了。
终于找到了吴晓的踪迹，林星兴奋极了，一切疲劳困顿都挥之而去。她来不及去想这干部模样的男的仅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员还是这里已经彻底换了主人，就连忙打着车又匆匆往回赶。赶回扬州胡同一看，她几乎精疲力竭地瘫在地上：屋子还是黑着的，一切如旧，没人来过。
她跑出去打电话，先打给友谊医院，问值班的护士：有人来看过我吗？护士答今天没有。她又打电话给天堂酒吧，问酒吧的服务生：天堂乐队的吴晓来了吗？服务生说天堂乐队来了，吴晓没来。她拿着电话无声地恸哭起来。
吴晓，你原谅我吧！你干吗要这样惩罚我啊？
在这个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绝望的恸哭中，她意识到，她一直恐惧的那件事，那件从她与吴晓相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忧心忡忡的事，终于来了！——她终于被吴晓抛弃了！
他抛弃了她，离开了她，连句分手告吹的话都没给她留下！
吴晓就这样失踪了。
第十一章
他离开了林星，离开了天堂乐队，离开了扬州胡同和京西别墅。也许，在他走出法庭的第一个夜晚，他就离开了北京，不知去向，从此销声匿迹了。走得有些悲壮，也有些残忍。
在吴晓失踪的第二天，林星就结清了友谊医院的全部费用，搬回到家中。只有家，她这个新婚的小屋，是一个可以承载悲痛的掩体。因为这里还留着吴晓的笑声和气息。每件东西，都和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让人这样感觉。这些东西渗透和积沉着那么多不能忘却的情感，让林星坚信吴晓总有一天会被思念带回到这里，他们毕竟共同拥有着一段生死相依的日子。
头几天，她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出去买东西，回来时都是心惊肉跳的，不知吴晓是否已经在她出门上街的片刻回到家里。楼梯上的脚步声每天此起彼落，一次一次地折磨和摧毁着她的神经。她甚至忍不住像以前那样，傻傻地站到扬州胡同的街口引颈眺望，幻想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他的身影。她每天晚上都要跑到天堂酒吧、月光酒吧、金丝鸟酒吧以及三里屯、学院路以及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许许多多有乐队演出的酒吧歌厅和夜总会去，凡是不收门票的地方她都走遍了，希望能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萨克斯曲……但每一次都让她饱尝失望。吴晓真的走了，这个城市再也听不到萨克斯管了，再也听不到那沙哑忧伤的动人的声音。
她终于跑不动了，身体状况渐渐恶化，她感觉很明显的。但透析必须从每周三次减至每周一次，因为她没有钱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等吴晓，她早就丧失了治病求生的兴趣。至于吴晓要是真的回来了会怎么样，是爱她还是恨她都已经是其次的事，只要他还回来，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此生还能与他再相会一次。林星有时甚至会疯狂地想到，就是多少年后，她如果知道吴晓死在了什么地方，也要赶去和他一起，实践他们的那个“天堂之约”！
终于有一天，她的房门响起来了。这是在吴晓走后第一次有人敲响他们的家门。那敲门声庄重老实简单无华，风格上很有些吴晓的写意。她行将熄灭的希望之火轰一下复燃起来，她早想到这么久了吴晓早不知把家门钥匙丢到哪儿去了，她甚至还听出那敲门的声音含了些悔恨和歉意。她从床上跳下来，赤着双脚奔过去，激动不已地拉开门。她几乎喊出了吴晓的名字！
门外站着的，不是吴晓，又是那一老一少，两个便衣。
希望之火一下子又熄灭了，甚至变成了一股怒气。她想关门，动作慢了，那老警察用手一挡，同时把一只脚跨了进来。
“哎哎，怎么不认识啦，是我们。能进来吗？”
林星退回到卧室里，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门敞开着，她隔着门框听老警察的寒暄。
“没出去呀，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听说吴晓不在北京了，去哪儿了？”
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有人向她问起吴晓，那不失亲切的口气，让她百感交集，竟忍不住抽泣起来。
老警察奇怪地问：“怎么啦？”
她说：“我不想谈吴晓。”
老警察说：“好，不谈吴晓。我们来，还是想找你了解两个问题。”
林星止住抽泣，她觉得在他们面前失声落泪是没有骨气。
老警察问：“今年七月，吴晓爸爸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去京西别墅找吴晓的时候，都在那儿见着谁了？”
林星说：“见着吴晓的爸爸了。”
“还见着谁了？”
“还有保姆。”
“你见没见到郑百祥？他也是长天集团的头头儿，和吴晓的爸爸总在一块儿的。”
“没有。”
老警察沉吟了一下，又问：“刘文庆死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他赢了一笔钱吗，他说赢了多少？”
林星说：“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都过去了，我早把它忘了。”
老警察面不改色地再问：“他说赢了多少？”
林星沉默了半天，才回答：“他没说。”
老警察说：“据我们现在掌握，在刘文庆死前不久，吴长天从银行里分几次一共取出了八百三十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大概是他个人的全部财产。刘文庆说他赢了一个富翁的钱，是不是就是这些钱？”
林星瞪着两眼，回答不出。
老警察又说：“可我们在刘文庆的身上，只找到了几千块钱，加上他交到通天湖度假村的租房押金，一共不到一万块钱。这一万块会是他赢的那笔赌注的八百分之一吗？”
林星说：“你们就是为这笔钱来找我吗？那我告诉你，我从没见过刘文庆的这笔钱，如果你们不信，那把我也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老警察笑笑：“这钱已经查明是吴长天的个人财产。他已经死了，法院并没有对他做缺席审判，包括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类的判决，都没有。所以，这笔钱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你的爱人吴晓。可以说，我们要是能搞清这笔钱的下落，受益的也是你们。”
林星看着老警察那张沧桑的脸，喃喃地说：“我不要钱，我只要我的爱人，我只要我的爱人！”
老警察用片刻的沉默表示出一种同情，他说：“我们也不要这个钱，但还是得找到它，找到这笔钱了，才好结这个案。除非我们能在参与这两桩案子的罪犯中，找到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能帮我们彻底搞清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星没动声色，心里却震惊了一下：“什么？还有活着的罪犯没抓到吗？”
老警察淡淡地笑笑：“我想应该还有吧。”
他们走了，还是以前告辞时总爱说的那句话：“要想起什么来就呼我们。”林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想起什么，只知道她绝对不想再见到他们。
第二天，她去了杂志社，去取工资。她这一段一直没有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七扣八扣，已剩不下几斗谷子。主任见到她，关切地问起她的病，林星简单说了，然后问他社里能不能报销一点医药费。主任挠头说：我可以帮你去财务科问问，估计够戗。我上次拔牙的钱还没报呢，我都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了，你才来几天。不过听说现在社里正在联系参加社会上的大病统筹呢。按规定早就该参加了，主要是咱们一直拿不出钱来。主任转了转脑筋，说：这样吧，你也不容易。要不然我给你找点活儿，帮其他报纸杂志或者什么单位写点稿子，挣点稿费怎么样，你现在的身体还能写吗？
林星点头。虽然她的身体好像随时就能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似的，早就不允许再干任何脑力和体力的重活儿了，可她还是感激地点了头。不写怎么办呢，她需要钱治病。
主任说：你前几个月不是采访过长天集团吗？现在他们那个总裁吴长天出事了，你知道吗？他因为什么丑闻自杀了。社会上想知道点内幕的人肯定很多，你不妨写写这个，我可以帮你联系投到其他杂志去。你自己也可以去投。咱们这种太严肃的刊物登不了，其他刊物对这种稿子还求之不得呢，稿费也出得高。你反正手上有不少吴长天的资料，对长天集团也熟，再找公安局和长天集团的熟人了解了解内情，写起来应该很方便。不过要写就必须快，这种题材让别人占了先，再写可就没价值了。
林星不置可否地向主任告辞了出来，她依然没有对主任说自己和吴家的关系。上一次主任还力主把采访长天集团的文章改成吴长天的个人英雄传。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又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不变而内容相反的动议。
她想，一切都可以理解，人人都需要赚钱。
她也一样，现在必须找到钱，找到钱去做透析，做了透析好活下来，活下来等她的吴晓！
主任的话提醒了她，她可以写点东西去投稿。除了写东西她一无所长。可是写东西又能挣多少钱呢？她日以继夜地写，一边呕吐一边写，发着三十七八度的低烧也照样写，写了稿子往外寄，有点关系和没有关系的报纸杂志都寄。一连寄了七八篇稿子，散文、杂文、消息、评论，都有；两三百字到两三千字，都有。总的来说成绩不错，虽不是有投必应，但也有将近一半的稿子被采用了。也有稿费寄过来，但总共不过几百块钱。她想，这么挣钱还是一个死。
唯一能支持她一周做一次透析的，就是她在静源里的那套空房子。艾丽和阿欣都不在了，她可以再租出去。她在报上很便宜地挤上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租房广告，然后又去静源里收拾房子。艾丽和阿欣在这里还留了不少东西，没用的都处理掉，有用的都归拢好，打进了几个大包裹和纸箱子，连同她自己的一些不舍得扔的，统统堆到了封闭的阳台去。这样就可以把三个房间都腾出来租出去，她每个月大概就能收到至少两千五百元到三千元的租金。
阳台本来就是个储物间，存放的都是些长年不用的杂物，平时很少有人进来，积年累月的尘土让人难以插足。林星把那几个大包和纸箱搬进来之前，需要先把阳台上原有的东西挪挪窝，好腾出一些空间。这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儿，对她来说犹如一场艰苦的战争。她挪了几件便体力透支，不得不坐在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电视机的纸箱上，干呕一阵，恢复一阵，然后再接着动手。那个干净些的纸箱子也是所有东西中最沉的，于是就成为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役。她挪了几下心里忽然怀疑，这箱子怎么这么新呢，显然不是一件尘封经年的旧物。她撕开上面也像是新贴上去的塑料胶纸，打开箱盖，里边是几件旧衣服。奇怪的是，竟都是些男人的衣服。她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一层一层翻下去，手指突然触及到一种不软不硬的东西。阳台肮脏的玻璃上射来秋天的阳光，把箱子的内壁框成一个方正的阴影，在那阴影的深处，她看到了一片朦胧的颜色，她被那阴沉的、罪恶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熟悉的金钱本色，彻底地惊呆了！
她惊呆了很久才让自己相信，她眼睛看到的，确实是整整齐齐码放了几乎大半个箱子的不计其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显然是从银行取出就从未动过的，一万元一捆，封条?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