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74部分阅读（1/1）

中国全国抗战的局面。蒋介石也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而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在蒋介石对日本人产生了切肤的痛恨后，他自然想到了要与中共和红军携起手来。此外，蒋介石生性私心极重，他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军队与日本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厮杀而仍由中共和红军在陕北坐山观虎斗，他要把红军拉上战车。

事实上，早在1935年冬天，蒋介石就曾有过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思。当年11月，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抛出了“最后关头”的观点，决定了“牺牲”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抗日”。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这时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以“收编”红军的方法，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这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但蒋介石并未死心，他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斯大林出面，劝说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派出要员赴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主要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

毛泽东对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自然是支持的。

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衔陕北中央之命，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国民党谈判负来人陈立夫派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初步谈判。

只可惜当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对中共和红军的“围剿”已近功成，因而在谈判中一步不让。

当中共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即坚持称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当中共代表提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未回答提案，却反过来要求中共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

毫无诚意的谈判只能带来毫无成果的结尾，国共双方第一次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失败了，但这次尝试，毕竟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上，蒋介石再次向全国作了“最后关头”和“最低限度”的解释。

与过去相比，蒋介石抵抗态度更明确，措辞更激烈。蒋介石的这种进步，几乎立即得到了陕北的欢迎。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适时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将过去的“反蒋抗日”的提法换之以“蒋抗日”。对刚刚结束长征一年、处境并不乐观的中共来说，这种战略的转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在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刻，这种提法无疑赢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1937年早春，几条接踵而来的捎息掠过冰雪覆盖的中国大地，撩得人心，中国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气的局面大为改观，人们都在猜测着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会议商计的核心问题是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将采取的政策。

远在陕北的中共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计，适时地为南京的五届三中全会送去了一份“厚礼”。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献出五项国策的同时，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以表明我党的诚意，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

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这一电报的发表，几乎立即得到国民党内外广泛的赞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等知名人物踊跃发言，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响应和拥护共产党的五项政策。

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虽对中共仍有攻击诽谤之言辞，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放弃武力“围剿”的国策，采取“和平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从根本上看，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先机的话，那么国民党三中全会则是中共摆脱内战危机、走上抗日战场的关键。

从这一天起，中共再无须顾虑蒋介石穷凶极恶的斩尽杀绝，无须再为国民党军的大兵压境而忧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负担，走上全面抗日的战场。渡尽劫波，中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阳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严寒，灞桥垂柳吐出了青翠。整个城市也像是刚刚告别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机，忙碌热闹开来。这时节，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br />免费txt小说下载lawen24